我讲三点。第一，我认为伟大的创新关键在于决策的层次，决策的层次越高创新的能量就越大。1998年，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国产化，当时国宝主任从发改委报的是60%，朱镕基同志改成70%。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作为深圳地铁负责装备和运营的副总，就要求完全自主化，要求零部件也要达到70%国产化率，没有一个系统不自主化。地铁信息化的飞跃是从深圳开始的。第二，超越式的创新一般是自觉行为，是野生的，效益取决于突破的程度，它绝不是按计划、按项目下去的。跟随式创新的层次不可能超越别人，国内外无一例外。第三，关系到国际民生的重大创新，用户是创新的主体。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先进武器的创新主体；地铁业主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创新主体；铁道部是中国高铁的创新主体。关于国际化问题，出口应该是联合舰队出口。打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战役，谁来当头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这个头就是用户。如果高铁出口就应该是铁路总公司牵头，其他牵头都是没有效率的。如果地铁出口，应该是地铁建设和运营总公司牵头，旗舰是地铁公司。这个司令员一定是用户本身，战略上一定要解决谁是头的问题，打战略战争，谁是司令员，谁是主体的问题，这是根本的问题。高速公路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就是得益于BOT。台湾有个《促参法》，就是促进民间资金参与公众投资的法，傻瓜政府没关系，只要实行BOT形式，主体、资金、技术、人才，四个问题就都解决了，全世界的资源都是你的，建议我们大陆借鉴台湾的《促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