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黄瓜可能卖2元/斤，用了生物农药的有机黄瓜能卖到6元/斤，而且每亩增产几千斤，可这种有机农药为什么推不开？”

    在生物农药领域坚守了30年，拿下17项发明专利之后，这些疑问还困扰着山东省科学院激光所所长杨合同：为什么环保、无公害的生物药，却陷入了“农民不买、企业不爱”的困境？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笔账背后，有哪些看不见的障碍制约推广？

    “世界上最大农药生产国”的烦恼

    “农药对植物来说，犹如医药对人类一样重要，且必不可少。”与农药打了30年交道，杨合同对农业部文件上的这个比喻耳熟能详。

    农作物病虫草害引起的损失最多可达70%，通过正确使用农药可以挽回40%左右的损失。植物生长需要农药，更需要生物农药。但在投入生物农药的研发深海之前，有两个事实摆在科研者面前：

    一个是，目前我国农药企业和农民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快速杀虫治病，以及降低成本和简化生产工艺；另一个是，我国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均值的2.5倍。

    这两个现实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农药产品生产国，另一方面，大量化学农药使用造成的问题也不断暴露。“首先，农药的毒性和残留，造成的土地、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其次，病原菌和害虫抗药性不断增加，新的病虫害频繁爆发……这一状况必须改变。”杨合同说。

    生物农药产值不到化学农药的1/10

    “木霉菌可以直接抑制植物病原菌，也可以诱导植物产生抗病性，同时促进植物生长，可以达到防病增产目的。”

    “苏云金杆菌产生的毒蛋白，与害虫肠道细胞特异受体结合，破坏细胞膜，导致害虫死亡。”

    木霉菌和苏云金杆菌是生物农药的代表，它们都是活体微生物，源于自然界，而非化学合成。

    看到了生物农药的市场，早在1985年攻读植物保护专业研究生时，杨合同就涉足生物农药领域。30年间，他主持、参与完成的75项科研项目中，44项与生物农药有关；获得的17项授权发明专利中，有10项涉及多功能广谱微生物制剂。他并不孤单。我国自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对生物农药进行研究，目前有30余家研究机构，并保持着在研发上与世界同步的水平。据统计，目前，国内生物农药登记的品种80多个，产品2500多个，“发达国家有的，我国基本上都有”。

    “然而，相对北美洲、欧洲等地区而言，我国生物农药产业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这在数值上表现为：2012年我国生物农药的产值大约30亿，不到化学农药的十分之一。

    一方面是亟待激活的有机蔬果和生物农药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农民、企业、科研者的无奈，瓶颈在哪里？

    为什么“农、企、研”都不满意

    “农户都想见效快，想一次就把害虫杀死。”尽管生物农药是世界公认的环境友好型药剂，但杨合同分析，由于杀虫效果反应慢、使用要求较高等原因，施用生物农药后多数要在三四天后才能见到效果。而就农民的用药心理来说，更希望用药后能达到“药到虫除”的效果。

    成本问题也是生物农药推广绕不开的“槛”。比如，一种叫康宽的生物农药专门用于防治危害果蔬害虫的斜纹夜蛾，一喷雾器需8元钱，一亩果蔬一次防治需3喷雾器，一亩一次用药成本就需24元，而普通化学农药可能只需4元。

    此外，对企业而言，“前期投入大就是个问题。”杨合同坦言，由于行业回报周期长，一个普通的生物农药项目投资都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后期还要不断进行技术更新与改造，但附加值在终端的实物产品上得不到有效体现。”而另一个事实是：我国现有生物农药生产企业超过200多家，但普遍规模较小，资金不足，很多有市场的产品也难实现规模产业化。

    30年来，杨合同和他的同事们为降低推广难度，甚至以成本价转让其科研成果，这使得一批成果在国内山东、云南等地开花结果。但相对于化学农药的超高推广面积，生物农药的推广还是步履维艰。

    “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政策、资金、投融资等方面对生物农药予以全面扶持。”杨合同如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