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晋康相识很久，不过说话并不多，应该都属于相对沉静的人。但他给人的感觉，却有雷霆万钧之势。他与刘慈欣是中国科幻的两个大雷，震撼并辉耀了当今中国的科幻天空，把郑文光、童恩正他们开始的伟大事业发扬光大了下去。

    王晋康的出现是一个象征。1993年，王晋康的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第五届《科幻世界》银河奖一等奖，他也因此一举成名，光芒至今不减。

    王晋康最早是给10岁的儿子讲故事而写科幻的，那时他已40多岁。他写出了很多深刻而好看的科幻小说，这或许与他的丰厚阅历有关。他当过知青、木模工，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分配到河南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工作，担任领导职务，是单位的学术带头人。这样的履历在当今科幻作家中极少。

    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超人的气场。跟他站在一起就能明显感觉到。他的不少作品，也与超人有关。

    比如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拉格朗日墓场》，它讲诉了一个与当下现实有着相当距离的故事：2020年，全球的核国家达成协议，销毁所有核武器。唯独美国暗中保留了2205枚。由于2040年的一场大地震，埋藏在地下的这些核武器面临暴露。

    为掩饰秘密，美国人紧急雇用了一艘中国的超大型私人货运飞船，要把核弹运到外太空——拉格朗日点销毁。然而，恐怖分子劫持了飞船，声称要将核弹倾泻在地球上，除非美国付出100亿美元赎金。

    剑拔弩张，看得读者喘不过气来，结局出人意料而悲壮。正义的飞船船长、35岁的中国人鲁刚，以大无畏的气概把核弹直接拖曳向太阳，连同自己的肉身，融化在了那巨大的天体熔炉里，从而拯救了地球。

    2002年，是“911”事件的第二年。这可能是我第一次面对新型的中国“超人”——不是雷锋，不是王杰；不是缉毒英雄，不是反腐精英；而是属于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那种，通常是好莱坞电影中才该有的类型。

    这或许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文学如此直接地面对了“后核时代”或者“核后时代”的主题。我一直以为，关注核问题在亚洲是日本作家的专利，比如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中国作家通常缺乏对核的基本感觉。我们的作家也很少探讨全球化和国际关系。但在的这本书中，我却看到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强烈情绪，或许只有科幻作家才有这样的大视野。

    在200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替天行道》中，他再次创造了反抗美国霸权的中国超人。吉明是一个在美国留学、拿到绿卡、帮助美国高技术生物制品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年轻人。然而，当他一旦发现自己的老板实际上在向中国农民推销一种“自杀种子”，他便在困惑和矛盾中终于走向了反抗。他所要做的，是像一个恐怖分子一样，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冲向美国公司的大楼。

    自杀种子，是一种转基因农作物。中国农民种了它，便有了依赖性，第二年便只能向美国公司购买新一代种子。否则，重复使用这种种子，会导致大面积的粮食绝产。

    我以为，在这篇作品中，王晋康表达了他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思考。他以文学为武器，对西方的后殖民，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对西方的高科技进行了反思甚至发起了挑战。他是位先知先觉者。很多人没想到，十年后，关于转基因的问题在中国炒得火热。

    王晋康热衷于创造中国超人。在他的笔下，有能够造人的人间“上帝”，有奔跑速度比猎豹还快的田径冠军，有实现了长生不老奇迹的人物，有把生命播种在水星上的怪才……以往，这样的英雄都生长在美国的国土上。现在，中国人带着悲情出场了，成了创造历史和未来的主角。

    超人情结之外，出版于2011年的《与吾同在》则体现出他对道德与科学的拷问。我觉得，这本书的某些内容甚至比《三体》还要深刻和尖锐。

    小说的基本情节不算新鲜，也就是人类面对外星人入侵、处于生死存亡重大关头时，如何拯救自己，但是王晋康提出的命题十分沉重。这是一部关于善恶的书。他没有简单地状写恶，而是描述了恶与善的复杂关系，写了他自己内心的痛苦纠结，他对最大的善的向往。读了《与吾同在》，我被他力图表达复杂人性的尝试所征服，也对他像巨人一样艰苦地思索人类最深刻问题的努力所折服。

    像王晋康这样的科幻作家在这个国家仍是凤毛麟角，他们对现世陷入了痛苦而矛盾的思考，并且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把他们的真实想法巧妙地说了出来。这在一些主流小说中已经看不到了。有的主流小说蜕变为纯粹的文字游戏，讲些没有太大意思的个人小情感小玩闹。我认为科幻小说承袭的是鲁迅先生的脉络。鲁迅的小说都是短篇，却是大小说，是写民族和人类命运的。他说要改造中国人就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梦。所以，中国有了王晋康、刘慈欣、何夕，乃是幸事。百年前，科幻的精神，或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在这个物欲的时代竟保留了下来并发扬光大，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