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任性体”火了。“有钱就是任性”“成绩好就是任性”“长得帅就是任性”……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任性体家族中没有“能创新就是任性”或“能搞出新东西就是任性”这个成员。虽然并不全面，但这种状况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大众对于创新的态度和看法。

    事实上，任性和创新是“最搭的”。创新恰恰需要几分任性，需要认准了就干下去的劲头。但对很多人来讲，创新似乎离自己很远，而且也没有有钱、成绩好、长得帅这么来得实际和有吸引力。因此，当我们喋喋不休于创新之时，最需要反思的，也许是为什么人们不敢、不愿在创新上更任性些，甚至对别人任性地创新也缺乏足够的宽容和耐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对大众创新的赞扬可谓旗帜鲜明。他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都能给个人带来新体验，人们藉此丰富自己的人生。国家层面的繁荣源于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来自深植在草根阶层中的自主创新。

    对于习惯了把创新归于少数杰出创新者的人来说，大众的创新过于微小，不足称道。不错，就单个创新而言，杰出者和普通大众的创新可能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是，再伟大的创新，也需要借助无数微小的创新，才能扎扎实实地落地、生根。换句话说，创新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既来自高大上的实验室，也来自普普通通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创新既属于少数杰出创新者，更属于众多平凡的大众创新者。

    少数杰出创新者“突然”涌现，确实是最快、最节约成本的一种创新来源，但姑且不说出现这样一个小群体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出现了这么一个群体，它也很难长久地作为一块创新“飞地”，为社会提供可持续的创新源泉。社会繁荣所需创新的量级，远不是少数创新精英可以满足的，它需要依赖大众的创造性，依赖每个拥有与众不同的知识、信息和想象的个体任性地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尔普斯试图回答的，是一个重要的、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即创新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再清楚不过了，只有合适的社会观念土壤中，才能生长出支持创新的制度框架，然后才有杰出创新者和大众创新者施展才华的空间。事实上，创新政策突破传统的科技创新政策概念，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政策领域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降低人们追求兴盛生活、兴盛人生的成本。说到底，只有当我们不仅容得下少数伟大创新者的任性，也能容得下、托得住不那么显眼的大众创新者的任性时，创新的汩汩清泉才能涌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