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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下漫笔
前几天，读到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一篇文章，他哀叹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看书很成问题。“从前的书是手印手装手钉的；出书不容易，得书不容易，看书人也就不肯随便看过，现在不同了，书也是机器造的，一分钟可以印几千，一年新出的书可以拿万来计数，还只嫌出版界迟钝，著作界沉闷哪！”而读书的人，“眼睛只还是一双，脑筋只还是一付”，“可不着了大忙？”“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徐大诗人若身处今天，看到实体书一年出版三十多万种，网络小说一天数更，每更动辄几千上万字，岂不更为读书人叫苦不迭。
徐志摩这篇文章是应《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征集而写的。除徐志摩外，《京报副刊》还请海内外名流学者100多人给青年列十本必读书。开书单是传统士人的风雅之举。曾国藩曾说，后学除了六经之外，还需读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七部书。在大众传媒时代，开书单颇受媒体青睐的文化游戏。今天，在微信朋友圈中，又经常可看到各种“书单”流传，有的“文化大师”一列就是数百本且多有洋文原本，感觉不是想助人读书，而是要把人打击得根本不想读书。
那么，读书究竟有没有什么方便法门，书单对于读书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呢？回过头来看看八十年前的名人们的书单，或许能得到些启发。
第一个回应《京报副刊》的人是胡适，他推荐的十部书中西参半，包括《老子》（王弼注）、《墨子》（孙诒让墨子闲诂）《论语》《论衡》《崔东壁遗书》柏拉图的《申辩篇》《斐多篇》和《克里多篇》《新约全书》、穆勒的《论自由》、莫利的《契约论》、杜威的《我们怎样思想》。第二个回应者梁启超开出的全是中国书，《孟子》《荀子》《左传》《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二十略》《王阳明传习录》《唐宋诗醇》《词综》。
其实，早在两年前，胡适和梁启超已各给青年开过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是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梁乃昔日意见领袖，一支带魔力的笔，不知打动了多少青年的心。两人争相开书单，其实是抢刷“存在感”。不过，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历史铁律。在其他学者的书单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胡适文存》屡屡出现，提到梁启超的却少之又少。再看《京报副刊》同期在青年读者中开展的“青年爱读书”调查，《胡适文集》得51票，《饮冰室文集》却只23票，胡适取代梁启超成为青年导师已是必然。不过，即便如此，胡适的书单在“青年爱读书”中也回响不大，除《论语》列在“四书”中得25票、《老子》得16票外，其他均不足10票。可见，开书单这活不容易，“青年导师”也未必摸得准青年的脉。
或许，最了解青年的还是青年。25岁的诗人刘梦苇认为“一个人不得不有充分的性的知识，而这本书便是性的教育之第一部重要教科书”，就在书单中写上了《结婚的爱》。这本书是西方性学家司托泼夫人所著，在“青年爱读书”的调查中得了24票，是外国书中得票最高的。
还有一些学者交了白卷。民俗学家江绍原的回复就一个洋文词儿，"wanted",大概意思是“缺”。他直白地说自己从不相信有什么能给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智识”的书，所谓“必读书”其实不过是被征集者的“爱读书”罢了。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以胡、梁二位的书目来看，杜威、崔东壁是胡适的心头爱，而梁启超虽然对西学也颇有了解，但几年前他就大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他给青年的必读书中自然也就没有一本外国书。文学家俞平伯的看法和江绍原很像。俞说，读书要对个人脾胃，没有什么书是大家都必须读的。而且，他不愿意自命“名流学者”，“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所以他也开不出书单。仔细想来，现在微信圈里什么“30岁前你要读的10本书”“国学大师推荐的国学必读书”等等，至多也不过是某些人的“爱读书”罢了，更有甚者还可能是书商炒作，变相广告。
另一个开不出书单的人是鲁迅。鲁大师以他一贯高冷的态度说，因为不曾留心过，所以也就开不出。而且，以他的经验，青年人应该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下子，一石激起千层浪，文艺腔满满的书目征集活动，变成了一场针对鲁迅的争论。愤青们起而攻击，“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的吧！”“中国人竟不看中国书，岂不是笑话吗？”“外国人尚且注重中国书，而鲁迅先生却提倡不读，其爱中国，诚外国人之不若，可叹可叹！”这些话，从逻辑到语气，多么像现在所谓“自干五”啊！不过，鲁迅的话能引起这么大争论，倒也说明他的影响力如日中天。《呐喊》在“青年爱读书”调查中高居第四，是前五名中唯一一部当代人著作。
这么看来，书单对于读书的作用似乎并不那么牢靠。那么，回到开头的问题，读书到底有没有什么方便法门呢？我忽然忆起某次在图书馆看书，听旁边两人聊天，年轻的一个说，近来似乎得着些读书门径。年长的一个应道，读书哪有什么门径，只管读去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