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北京大学退学，转投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的周浩进入了公众视野。人们之所以对他“饶有兴趣”，说得直白点，是因为在当前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周浩退出和进入的两所学校的差距太过悬殊，北大高材生与技校毕业生完全不在一个谱系中。但试想，如果周浩是在校内转了专业，或者通过其他渠道转到他喜欢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许就没这事了。

    从媒体、公众和大V们的评论来看，人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总体而言是比较功利并带有成功学色彩的。虽然也有人从中看到了“追随自己的心”的勇气和努力的珍贵，但老实讲，没有多少人会真的因此对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高看一眼，也没有多少人真的会把北大高材生和技校蓝领同等看待，甚至也没有多少人会真的关心周浩是不是找到了“真爱”，很多围观者真正关心的是，几年过去了，周浩有没有“成功”转型。

    作为一个个体，周浩对之前所学如此不喜欢，对目前所学又是爱得如此真切，在爱憎分明的情况下，选择其实并不难做。但一个必须认识到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对不同选项的区分度并不高，当选择成本相对较高时，即便他明知目前所学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也不会再去选择更喜欢的另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教育系统应该能有效降低人们发现、学习其所乐学的知识的成本。反之，一套不那么好的教育系统，会让很多人只能“无奈”地学习他们并不真正感兴趣的专业和知识，不仅学习时间被耽误，而且学习兴趣也被消磨。

    由于这个原因，目前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多数国内院校都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学生可以换专业，很多学生也确实成功地转了专业。但是，有人满足条件并成功地转了专业，并不代表没转成的人就只能赖自己，更不能证明这套标准就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单个组织的理性选择的加总并不一定带来整体理性。实践中，各学校在设定换专业的标准时，一般都会考虑校内各专业人数的平衡、高考招生分数的高低以及各学院师资力量等因素。从机构管理角度看，这些因素无疑都是需要考虑的，但它们在优先序排列中确实不应该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一套好的教育系统，应该能鼓励每个人拥有自己的梦想，并为每个人实现梦想提供便利。以一套标准去衡量所有人的所有方面，虽然降低了管理成本，但损失了选择的可能性，压缩了梦想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无论是出于“自负”，还是出于懒惰，认定、固守所谓的最优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路径，按照一个模子去“培养”所有人，人为消减个体和社会的可能性，其实是一种自缚手脚的危险行为。最后，无论是从尊重个体自由选择权利的角度，还是从增进社会收益的角度看，改革教育系统，让其更符合人性与个人特质，在丰富选项的同时，降低选择成本，让每个人都能在一次或多次选择和流动后，学到自己最喜欢学的知识，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