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想到纽约与洛杉矶，上海与深圳，法兰克福与慕尼黑。你会怎样定义这些城市？没错，一个是金融中心，一个是科技创新中心。金融中心聚集了高质量的资本，有着丰富的资金和活跃的交易来支持创新活动，为什么金融中心不是创新中心呢？

    在刚刚召开的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2014年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研究员赵昌文发言时提出，金融应该在技术创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科技金融主要的方向和目标就是促进创新。为什么全球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都不是同一座城市呢？

    找到创新型国家的技术金融范式

    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技术进步有目共睹，我国的专利申请和科研论文的数量也仅次于美国，但至今我国目前科技的原创性还比较低，对世界科技的贡献还比较小。

    对此，赵昌文认为，技术革命中心会不断地发生转移，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更替，中国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技术革命的中心？虽然这个疑问的提出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历史是一面现实的镜子，有许多经验和教训让我们汲取。一个国家大并不等于强，或者说中国为什么在这么多年来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科技创新的脚步？他认为金融模式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为此，赵昌文举了一个例子：著名的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研究中提出了金融机构对创新起到的作用。熊彼特认为，金融机构具有选择企业家的功能。因为金融机构天然的要把风险控制放在很重要的视角来看待，而风险控制对企业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创新企业不能很好地控制风险的话，它其实已经很难构成金融家或者资本家所关注的对象。

    关于熊彼特的观点，赵昌文认为这对我国现在的创新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他说：“虽然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已经极大的丰富，不再是商业银行一枝独秀，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商业银行的地位、在金融资源的配置里面仍然有80%多是由商业银行间接配置的格局。所以，熊彼特的观点很值得借鉴。”

    在1987年有一个学术研究中曾提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之所以发展不如德国，主要是因为创新没有跟上。而创新没有跟上的原因，是因为英国的金融机构不能像德国那样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即两国间的金融模式不同。赵昌文将一个时代的技术革命，最能够推动创新、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金融模式，称为技术金融范式。而它就是那把解开“李约瑟之谜”的金钥匙。

    赵昌文解释说，这个技术金融的范式实际上是包括了政府部门、金融部门乃至全社会所共有的关于金融如何促进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些基础性的共识。“如果我们要把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纳入到战略目标的话，其实是否能够找到一套为我们所共同接受的技术金融范式，直接决定了这个目标能否实现，这就是它的现实性所在。”赵昌文说，在创新型科技金融体系里，每一个金融的组成部分都要给予充分关注，而非仅有银行。就是像美国前金融协会主席讲过，从创新的角度来说，银行似乎并不比资本市场更有效率，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更没有效率。当然，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源资产占据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既要把那块做好，同时又要找到具有生产属性的创业投资，为中小型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些也至关重要。

    在赵昌文看来，新的技术金融范式能否及时确立是一个国家在新技术革命中能否实现赶超或者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种技术金融的范式也可以解释在过去为什么技术革命的中心在不断的转移，中国如果想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推动科技金融的创新，建立和完善适合相应技术革命的技术金融范式。

    金融和创新是一对互相帮助的好兄弟？

    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特别是金融发展和创新之间有很多研究，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包括熊彼特、希克斯、戈德史密斯等等，他们都认为如果金融发展得好的话，一定会有利于经济发展，一定会有利于创新。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赵昌文觉得，金融和创新之间是一种竞合的关系。所谓竞合的关系其实就是说它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矛盾的。

    “金融竞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创新要素的竞争，比如说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和创新部门，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会在获取人才、资本、企业家等稀缺的创新要素方面展开竞争。第二是政策的竞争，通过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决策施加影响。这是很显然的，每一个发展的利益集团都会追求自身发展的最好环境。第三就是对实体经济收益的分配。第四是公司金融机制。”赵昌文说，金融对创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虹吸效应，包括人才、资本、企业家错配的事情。包括侵蚀效应，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实际是一种实力的竞争。

    在全球科技金融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和非科技金融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最明显的就是美国金融体系属于科技金融主导型，英国金融体系属于非科技金融主导型。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和创新这对兄弟有的时候也不是互帮互助的关系。

    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真的难以兼容？

    美国的金融中心在纽约，华尔街上的银行比比皆是，美国的创新中心在硅谷，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都是在那里发展壮大。英国的金融中心在伦敦，创新中心在剑桥、牛津地区，印度的金融中心在孟买，创新中心在班加罗尔。德国的金融中心在法兰克福，创新中心在慕尼黑……

    似乎所有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都相距很远，难道金融中心不能和创新中心兼容吗？

    赵昌文觉得按照熊彼特等一些金融学家的研究，银行家和企业家的职能并没有天然矛盾。除了熊彼特之外，其实很多历史的经验也现实，金融机构、金融要素、金融人才的集聚之地往往是创新的活跃之地，理论上并非不能兼得。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金融中心在上海，创新中心在深圳。”赵昌文说，根据数据现实，2013年，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产值接近3000亿，增长速度7%，比金融业的增加值低一倍，也比GDP增速要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GDP13.9%。深圳的新兴产业增加值是5000亿，首先绝对值比上海多了2000亿，其次它的增长速度是20.5%，比GDP快了10个点，比金融业增加值高6.3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4.5%。在深圳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

    正是经济组织结构和社会文化背景在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之间是不完全一致的，才造成了金融中心不是创新中心的现象。缘于金融是有异质性的。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金融都能够促进创新，并不是所有的金融中心都是创新中心，并不是金融产业越发达，创新的事业就可以越好。另一方面，如果要找到一种适应创新的技术金融范式，就需要找到的是一种适应创新的金融，也就是科技金融。

    对于科技金融，赵昌文认为，首先它需要一种比传统金融更扁平化、更自由轻松的组织结构和文化氛围。其次，它需要有大量的资本、大量的创新要素源源不断地到科技企业中去，即创业投资。最后，创业投资作为长期的战略投资者，它的风险收益结构比创新型企业是更适合的，更能创造出经济价值。

    金融并不是必然促进创新，它是异质的。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完善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和以公共金融为主的金融范式。判断金融制度合适与否的标准在于金融言派是否与产业风险属性相匹配。对此，赵昌文表示，我国如何找到适应创新的技术金融范式关键在于改革，通过金融改革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一是在准入方面，二是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三是强化银行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之间的竞争。

    “过去我们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某种程度上是相对隔离的，它有不同的监管部门，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其实如果说这两个体系之间没有竞争的话，一定是不利于创新的，也是科技金融的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将来要让它们之间竞争起来，要让上市公司大银行不能既占有银行的资源，又占有上市的资源，一定要不断地来改变这样一种格局，它们之间的竞争是有理由要创新的。”赵昌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