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成语叫“书通二酉，学富五车”。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藏书处就起名为“二酉山房”。“二酉”指的是酉水河畔的大酉山和小酉山。据传，二酉山历来为藏书之所。黄帝、穆天子都曾在此藏书。秦始皇焚书坑儒，儒生抱书避祸，也藏书于山中，至汉初取出献给刘邦。不过，这些仅仅是传说。

    十几年前，在距离二酉山五十多公里的古镇里耶，却真的出土了三万七千多枚秦简。初秋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了里耶。出发前，我做了一点功课，知道“里耶”是土家语，意思是“开拓、耕耘”。这里曾是楚国西大门的军事要塞。战国末年，秦军南下，从乌江流域直入酉水流域，攻下里耶驻扎休整，再向西南腹地进军。在这里出土的这批秦简，纪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年开始，至秦王朝灭亡前两年结束，记事连续详细，为后人细致地解剖了一个庞大的秦王朝的细胞样本。

    漫步在里耶秦简博物馆，有一类简引发我的兴趣，简上文字重复颠倒，不成词句，有些字还写在简的背面。这被称为“习字简”，可能是起草公文前打的草稿，也有可能是实习生练字练笔的废“纸”。对了解秦之正史，这类简的意义或许不大，但它们的存在却让历史鲜活了许多。看着这些本应扔进废纸篓的竹简，人们仿佛能感受到它们的使用者一手持刀，一手按简，聚精会神地维系帝国大厦运转的场景。

    而这些人中就有历来名声不好的“刀笔吏”。古代的吏和官有很大区别。官是正式干部，是“玩政治”的；吏处在官僚体系的最底层或边缘，主要做技术性、事务性工作，有些还是编制外的临时工。在纸还没有发明的年代，文件是写在竹简或木牍上的，如果写错了，只能用“刀”刮去。因此，天天写材料的小吏们随身都带着“刀”。不过，吏的工作很多，只有那些以政法为业的才被冠以“刀笔”之称。

    实事求是地说，刀笔吏是传统社会中最具实务精神和实操能力的群体之一。他们最风光的时代在秦汉。最早在史书中被称为“刀笔吏”的人就是前秦代刀笔吏，后来做汉朝丞相的萧何。当年，刘邦大军一入咸阳，众人忙着抢钱抢东西，而萧何的第一件事却是清理和接管秦王朝的文书档案。这种极有政治远见的做法，和他“于秦时为刀笔吏”的经历很有关系。

    在秦汉史书中，除萧何外，张汤、赵尧也是刀笔吏的代表。俗话说，三岁看老。孔老夫子儿时模仿祭祀当游戏，而张汤小时候却抓家里的老鼠玩“模拟法庭”，还煞有其事地给老鼠写审判书，“文辞如老狱吏”。这要在现代社会，或许能炼成一位大律师。但在传统礼俗社会，“无讼”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打官司被认为是羞耻的事情，人们更愿意进祠堂找族长，吃摆酒讲人情来解决纠纷。这也是刀笔吏没有好名声的一大原因。

    刀笔吏的上司多为好谈大道理的儒生，在他们看来，这些“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刀笔吏们，缺乏温裕文雅的精神修养和气质，必为刻薄冷酷之徒。司马迁算不上儒家铁杆拥趸，但他也说萧何做刀笔吏时“录录未有奇节”，这或许带有几分英雄不遇的惋惜，但应该也有对刀笔行当的不屑。赵尧的上司周昌就更甚。

    有人说赵尧将来必有出息，周昌却说：“刀笔吏耳，何至是乎？”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张汤官至卿相，还遭汲黯辱骂：“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张汤后来蒙冤而死，遗产不足五百金，足见其清廉。但临死前还上书自我批评说，“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至三公，无以塞责。”可见，即便功成名就，刀笔吏们依然摆脱不了出身带来的心理阴影。

    这是刀笔吏的悲剧。但这种悲剧更深层根源在于，即便在秦汉时期，这些职业法律人也经常奉旨执法，无法把法的精神贯彻到底。以张汤为例，小时候审老鼠时有板有眼，长大后审人却以皇帝好恶为量刑准则。秦汉之后，儒生地位越来越高，儒学对法律的渗透逐渐深入。最终，在阳儒阴法的政治文化下，刀笔吏而为卿相的事几乎没有重现。到了明清，刀笔吏更是沦为了小县官的私人幕僚。

    刀笔吏们的悲欢沉浮，折射出法的精神在我们民族的命运。避免刀笔吏悲剧重演，恐怕也是今日谈依法治国者所应关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