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正在为诞生中国的民营银行而探路。

    7月25日，中国银监会正式披露，批准深圳前海微众银行的筹建申请。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将办成以重点服务个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为特色的银行”。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大股东、腾迅公司的政府发展部高级经理曾秀莲说，“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将结合互联网，提供高效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就像国务院批复中所讲的，在享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6”政策体系的同时，深圳可以在科技金融、新型科研机构、深港经济合作等方面进行探索。

    “前海是国家的前海，不是深圳的前海。”深圳市市长许勤认为，“这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并不是优惠政策。目的即在于推进改革、推进创新”。

    在深圳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改革创新版图里，深圳前海微众银释放出了一个积极信号。

    “政府”成为“天使投资人”：补上投资链上缺失的第一环

    从去年年底开始，陆健就在酝酿一项改革。

    按照他的设计，在没有获得风险投资的科技型企业中，探索深圳市研发资金股权有偿资助协议退出的方式，简单点说，就是让政府成为企业的“天使投资人”。

    作为深圳科技创新委主任，他深知科技型企业的痛苦，“去年，深圳各投资机构管理的私募基金超过3000亿，占全国的1/3，但他们和其他地方一样，更关注相对成熟的企业，对初创期企业或者科研前端不愿涉及”。

    这种投资偏好在我国形成了一条“无头的投资链”。在陆健看来，“在科研前端介入，政府要做的，就是补齐这个链条”。

    在这项改革中，他没有像各地一样，让国有创投公司成为最终的“实施者”。

    对此，他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国有创投公司，带有政府和企业的两重色彩。投早期的科技型企业吧，看不准，风险大，还有国资保值增值的顾虑；投成熟期的企业吧，又因自身和政府的关系，在同社会资本竞争时占优，造成一种‘抢食’的局面”。

    他坦言，深圳在这方面有过教训，而这也是各地国有创投公司的“通病”。

    在深圳新一轮改革中，陆健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思路——选择一家事业单位，具体而言就是深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代替政府持股，对科技型小企业进行投资。

    “我们采取市场化手段，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尽职调查，然后结合政府自身判断，对初创期科技企业进行投资。”深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魏跃昆说，“事业单位进行直投，避免了创投公司的纠结。社会资本看中的，我们没必要介入；社会资本没有顾及到的，才是我们的主战场。”

    在魏跃昆看来，“深圳正在进行一种政府科研经费投入方式的改革”，“这种改革，不同于以往项目式的无偿资助，而是通过协议的方式有偿退出”。

    当各地政府资金陆续跟随风投一起投资试图成为“聪明钱”的时候，深圳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的社会资本够多了，可以做好自己的投资环节。政府资金从科研前端介入进行投资，则能补上投资链上缺失的第一环。”魏跃昆说，“深圳还拿出4亿元，为初创期科技型企业贷款进行担保贴息。这就形成了让资本关注科技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

    今年4月，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出台，在国家政策层面对此进行了肯定。魏跃昆说，“政府做‘天使’，深圳又先行了一步”。

    在大科学面前放下争议：新型科研机构发展起来才是真命题

    华大基因曾长期处在舆论的漩涡中，“公私同行”成为他们被攻击的主要靶子。

    在深圳的新型科研机构中，华大基因很有代表性，它是一家民营企业，它的研究院也是深圳的事业单位。

    不过，在华大基因当家人汪建看来，这样的争议来得有些不是时候，“21世纪是生物经济时代，基因研究是基础中的基础。基因是一门大科学，能够改变人类的未来，如果中国掉队了，后果不堪设想”。

    他曾多次谈起类似新型科研机构在现阶段的合理性，“国外的基因研究，比中国早了几十年。这时候，中国应该干的事，就要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各方面一起使劲，实现超越”。

    如今，基因科技正在改变世界。“基因检测技术已经成为自疫苗问世以来疾病预防最重要的科技突破，不仅可以大大降低遗传向相关的疾病发生率，减少出生缺陷，还有对复杂性疾病进行预测、预防、预警和个体化诊疗的巨大潜力。”中科院院士徐冠华说。

    作为一种战略高科技，在科研到产业化的重要“窗口期”，国家应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当国家投入尚且不足的时候，深圳连续多年以每年2000万进行科技投入，显得难能可贵。

    为了让类似基因、超材料等代表战略前沿的高科技更好地成长，深圳给华大基因、光启等的研究院戴上了事业单位的“帽子”，以享受政府拨款和进口科研仪器的税收优惠。

    “面对一个改变世界的大科学，一味争议可能起不到好的效果。深圳也有争议，但能放下争议，让华大基因先活下去。”华大基因战略规划委员会主任朱岩梅说，“如果离开了深圳，华大基因可能早就死了。”

    从基因领域的“富士康”起步，在大规模测序中，华大基因积累了海量数据，这为选拔顶尖人才的科研打下了基础。就像复杂性科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所说的，“技术不是科学的副产品，或许恰好相反，科学是技术的副产品”。

    “当国内高校还在为在顶级期刊发一篇论文骄傲时，华大基因发表的文章已经可以铺满一面墙了。”朱岩梅说，“这就是我从高校来到华大的原因。”

    在深圳科技创新委副主任朱建平看来，“对于这些战略高科技，最重要的不是争议。与其争议，不如让他们先发展起来。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圳就要在科技体制等方面进行突破”。

    由“虚”变“实”的大学园：改革创新让深港科技经济实现一体化

    香港理工大学花费了1.3亿，在深圳建起了产学研基地。

    从2000年入驻虚拟大学园，到2011年大楼建成，香港理工大学在深圳由“虚”变“实”了。

    就在同一年，在它的正对面，香港科技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也正式启用。

    而且，两所学校的研发中心和高科技企业，都在深圳形成了规模。

    由“虚”变“实”，香港理工大学产学研基地总裁白洪海说：“深圳市政府拨地5600平方米，这样的科研空间是香港无法满足的。”

    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李世玮则谈起了“孔雀计划”：“2011年，我校叶玉如教授团队，入选首批深圳孔雀计划。深圳3500万资金，加速了生物医药中心落户。”

    如今，香港理工大学产学研基地，已有12个研发中心和近20家高科技企业进驻；香港科技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里，叶玉如“老年痴呆的分子机制研究”已获批科技部973计划。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每个人都是外地人，因此没有陌生感。这里有很多成功的创业公司，是国内最具拓荒精神的城市。”在李世玮看来，深港科技经济正向一体化方向迈进。

    “大陆的科研经费力度超过很多国家，这为我们扎根提供了土壤；土地紧张程度远好于香港，这为研发创造了条件；这几年，落地之后能申请国家课题，给产学研添了一把火。”但在白洪海看来，“国家应允许深圳在深港合作上进一步先行先试”。

    对此，李世玮深有同感，“我们的教授，薪水是从学校拿的，在香港已经缴税。但在大陆只要工作满183天，即便没有收入也要再次缴税。希望国家能支持深圳，在深港合作上进一步探索”。

    在陆健看来，这些正是下一步深港合作亟待破解的问题，“以建设深港创新圈为抓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圳的改革创新不能停步”。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命题。”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深圳要“全面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