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朝晖

    “我国钢铁工业的新一轮洗牌——削减过剩产能，在所能免。从国际上看，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钢铁工业蓬勃发展，然后经济恢复到常态、钢铁工业过剩调整这样一个过程。” 钢铁行业资深专家、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在8月22日召开的“转型发展 钢铁强国之路”高峰论坛上提出，目前调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在政府主导下，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的减量重组模式，或以环境容量、用水“红线”为制约的涅槃重生模式。

    “从2008年至2013年6月间，中国粗钢产能由2007年的61031万吨上升到110622万吨，实际产钢量由2007年的48971万吨上升到82200万吨，也就是说，2008年以来新增产能利用率只有67%，多数钢铁企业亏损运行。危险的是钢铁企业扩展还在继续，造成了产能的严重过剩，消化过剩产能的工作十分艰巨。”80岁的“钢铁老汉”、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吴溪淳在谈到这组数据时，大声疾呼，“要拿出反腐的劲头，用超常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钢铁工业是国家支柱，无论高速铁路，还是核电站，都需要钢铁自给。不能让过剩产能和库存增加拖死我们的企业。” 吴溪淳提出解决“迫在眉睫”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这只手，呼吁政府政策要到位。

    徐匡迪用欧洲钢铁工业调整作为典型案例说明减量调整：“在二战之后，欧洲各国都进行重建，当时法国、德国等11个欧洲国家的钢产量超过2亿吨，仅德国的钢产量就达到8000万吨；现在这11个国家的钢产量只有不到7000万吨，德国也仅有4000多万吨。欧洲的钢铁工业花了20年的时间，进行了痛苦的减量调整。”

    “在欧盟成立后，进行了货币和金融政策的统一，对钢铁行业不再提供新增贷款，并收紧原有贷款。同时，当时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对于关闭工厂的企业给予补贴。”徐匡迪认为中国钢铁工业的调整，预计还要花10—2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而他提出的“涅槃重生”，可以借鉴的典型案例是北欧地区的钢铁工业。历史上，北欧地区瑞典、挪威、芬兰的钢铁工业曾非常发达。他们通过环保、法律的手段来限制钢铁工业的发展，限制钢铁企业的排放、用水、土壤污染等，从而实现了钢铁工业的结构性调整。目前，北欧的钢铁企业大多只生产特殊钢，并且进行了细致的分工。

    这两种类型的调整在中国钢铁行业都已经出现端倪。宝钢和广钢的重组就属于减量调整。上海市压减了宝钢不锈、罗泾COREX工厂共700万吨产能，广东省压减了广钢和珠钢共1000万吨产能，合计压减了1700万吨产能。这样的调整，使上海市和广州市的环境负荷都降了下来。

    “首钢的搬迁调整则属于涅槃重生。首钢京唐的建设采用了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工艺技术，这一流程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经济的。其核心思路是将钢铁企业原本单一的钢材生产功能，转变为具有三大主要功能的平台，即优质钢材的生产平台、能源高效转化的工业园区，和大宗废弃物消纳处理和综合利用的工厂。”徐匡迪认为，从首钢京唐的实践来看，基本上实现了当初的设想。

    “无论是‘减量重组’或‘涅槃重生’，都必须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具有三大功能的绿色钢铁厂。”徐匡迪说，中国的钢铁工业要转型，说到底，就是要从过去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既包括技术上的创新驱动，也包括组织结构上的创新驱动。钢铁工业不能再按照过去那种不断扩大投资、扩大规模、增加产量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而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来解决。

    （科技日报北京8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