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建荣 本报通讯员 蔡万涛

    他们是这么一群人，很少见于报端，百度一下除了论文和课题外几乎找不到其他资料。

    只想做一些实事，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通过集成创新，形成和带动了一批产业；以农民致富为科研的最大动力……

    尽管科研方向各异，技术手段不同，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农业产业化的现在与未来。

    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将科技成果“变现”为产业成了他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矢志前行的动力和追求。

    杨宝祝：推动农业信息化“落地”

    13年前决定创业时，他的想法是“想去做一些实事儿，哪怕这件事儿再小”。

    13年后再谈起这段经历，他说，“我坚持认为产业兴则国家兴，而且在我看来搞产业一小步，比搞科研一大步要踏实。”

    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多少人看好杨宝祝的那次“出走”。在大家眼里，北京农科院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远比他现在这个派得伟业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分量重得多。

    “没赚什么钱，即便公司现在年收入7000多万元，但除去各项技术开发投入等，公司年利润仅二三百万元。”杨宝祝依然“执拗”地走着自己的路。

    他说：“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研究出一大堆技术，放在实验室不去应用，即使再先进也会过时，而我所做的事那怕只有一件事成了，那就是成果。”

    起步维艰，尽管院里和中心都对派得伟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十几年前，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在国内尚处在科学研究和示范阶段，真正大范围的推广应用尚且不多，更别说进入企业领域。

    北京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吴雄寺的1210户村民成了和他一起“吃第一只螃蟹”的人。在这个仅有8台电脑的村子里搞农村信息化，让拿“锄头”的手学会通过网络选择自家地里种什么、施多少肥、浇多少水……可不是一般的难，但杨宝祝愣是做成了，“面向生产的农业专家系统”成了村民们的“宝典”。

    由东欧12个国家组成的考察团在考察该村后惊奇地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现代化的乡村！”

    与之相比，2011年—2013年，派得伟业承担的黑龙江60多个智能水稻浸种催芽车间项目的建设工程则称得上是“大手笔”，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平均亩增产可达50—100斤，实现经济效益上亿元，更重要的是一项名为“智能化水稻浸种催芽技术设备”的农业信息化技术应运而生，可以让更多的农民致富增收。

    这一切正是杨宝祝想要的，不做“中间商”搞倒买倒卖，而是当 “总包商”，一头连着需求方，一头连着供应方，所做的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衔接，而是二次开发、集成创新，搭建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话语间，杨宝祝已然完成了从专家到企业家的转身与蜕变，对推动农业信息技术向产业转型有了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刘宝存：为农业面源污染“把脉问诊”

    工作40年，当了近20年北京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的刘宝存更像是一个“工程师”。

    无论谈起他所从事的植物营养与肥料研究，还是听他解读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沿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综合治理技术研究”，产业和工程两个词被反复提及。

    刘宝存说，“中国农业工作者的责任和难度要比国外大得多，在国外可以搞轮作、休耕，但在国内确保粮食持续增产，确保农民的利益是首位的。”

    “你既不能让农民的利益受影响，又不能任由农民无节制施肥、低效施肥，因为过量施肥造成的土壤问题最终还得由农民来‘埋单’。”搞智能化肥在刘宝存看来既是科研任务又是责任。

    他主持的“新型肥料研制与产业化”课题一举在国内实现了四个第一：第一个研制成功S型包膜可控肥、第一个研制成功控释肥连续化生产设备、第一个实现了包膜控释肥产业化、第一个研制成功快速降解控释肥包衣膜。

    “相对于这些第一，我更看重的是农民施肥模式的改变以及技术转化给农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收益。”

    研发一项技术，形成一个产业成了刘宝存“履行”责任的一种形式。S型包膜肥完成小试、中试，实现了规模生产；与北京大兴区留民营生态农场合作建设的沼液滴灌技术示范工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两项国家发明专利的沼液滴灌技术推广面积累计达20000余亩……

    学术及成果转化上的成就并未让刘宝存感到欣喜，农业面源污染的严重性让他意识到单一的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量的营养元素、农药等污染物从农田向水体迁移扩散。

    “必须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被环保部、科技部“点将”还是出于自己的强烈愿望，通过突破面源污染控治的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相结合来破解农业污染对环境的影响，成了刘宝存近十多年不懈探索的课题。

    2000年，刘宝存在国内率先提出以延庆县的10个乡镇为重点实施区域，开展北方有效控制农村面源污染示范区示范工程，一搞就是五年。

    近10年来，作为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的首席专家，刘宝存及其团队将研究领域从北方地区延伸到太湖、滇池等12个湖库地区，又从湖库转移到粮食主产区，攻克了多项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关键技术，建立了多种防控技术模式。

    “源头控制、过程调节、末端治理”的防控理念一再被实践和应用，但在刘宝存看来，真正根治面源污染尚任重而道远。

    朱华：专注产业化的“鱼专家”

    很少有人像朱华一样，搞了近20多年的科研，只研究一条鱼。

    无论是大学毕业分配到远离北京市区的小汤山汇瀛良种开发中心，还是如今成为北京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朱华的研究方向始终是鲟鱼繁育及养殖。

    鲟鱼，一种大型经济鱼类，除熟知的中华鲟外，还有二十五六个品种，可食用，还能生产鱼子酱，近年来又发现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提起鲟鱼，朱华如数家珍的侃侃而谈与其沉静斯文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而当看到他不停地摩挲着办公桌上的鲟鱼标本时，感觉一切尽在情理之中。

    “其实，一开始我对鲟鱼的认识是‘零’，当时鱼场把20余尾价值不菲的西伯利亚鲟鱼亲鱼交给我，仅仅因为我是学水产养殖的。”养活这些鱼成了朱华“承担”的第一个“课题”。

    面对这么个未知领域，朱华只能边学边摸索。终于，在2000年，朱华带领团队在全国率先突破了西伯利亚鲟鱼的人工繁殖。此后，又陆续突破了俄罗斯鲟等品种的人工繁殖。

    短暂的兴奋过后，朱华清楚的知道，能够通过全人工繁殖提供苗种，仅仅算是起步，要想产业化就必须要实现规模化人工繁殖和延长供苗时间，而当时国内鲟鱼苗种还主要是依赖进口和捕杀野生亲鱼。

    “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怎么能让人工养殖的亲鱼性腺发育同步和最终成熟？二是能不能反季节繁殖甚至全周年繁殖？”在朱华眼里，农民的难题就是他的课题。

    先是成功探索出了人工养殖条件下鲟鱼生殖调控技术，解决了规模化提供苗种问题，紧接着2008年，朱华又攻克了鲟鱼周年全人工繁殖的难题，一举解决了养殖效益低和养殖鲟鱼周期长两大产业化难题。也因此，“鱼专家”成了养殖户对他的昵称。

    朱华说：“我可以一个专利也没有，但不能让养殖户遇到难题解决不了，让农民致富是我做科研的最大动力。”

    为了避免鲟鱼近亲繁殖，他开展了养殖鲟鱼种群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并尝试着给亲鱼装上芯片，记录不同亲鱼个体的种类、亲缘关系等信息；为让农户养殖更多的母鱼，实现既能繁殖，还可以生产鱼籽酱，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他启动了全雌育种研究；针对水资源紧张等问题，他开展了节水、高效养殖技术研究……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鲟鱼生产大国，养殖产量占世界85%以上，可以说鲟鱼养殖业的前景广阔，这也意味着我这条‘鱼’还得做下去。”朱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