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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沈 慧
■新闻缘起
6月10日至7月10日,宁夏水洞沟遗址举行第四届文化旅游节以及第六次考古发掘。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考古所的专家,对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同时,游客可以在水洞沟景区亲身学习、体验三万年前古人类是如何制作以及使用石制工具,在2号发掘点旁边会设置模拟狩猎场,游客可以用亲手制作的石器“狩猎”,体验“疯狂原始人”的生活。同时,游客还可以进入考古发掘区旁边的模拟探方进行模拟考古、模拟打制石器、制作工具的体验。水洞沟遗址自正式发现91年以来,已经过5次正式地发掘。
水洞沟,位于宁夏灵武市境内,距自治区首府银川20公里,这里只有几处毫不起眼的黄土断崖。
90年前,水洞沟还是一片荒凉之地,只有规模很小的“张三小店”接待来去匆匆的过客;90年后,来自国内外的多名考古学家和知名学者来到这里,关注那里的每一个发现、每一项进展,为解开更多的谜团寻找蛛丝马迹。
作为中国三大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而且是中国最早发现并进行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水洞沟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专家说,90年来,水洞沟虽然先后经历了5次系统考古发掘,但还有许多秘密埋藏在泥土里。
水洞沟人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
水洞沟遗址几乎从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争议。争议的核心,包括旧石器遗存的技术特点、文化属性、来龙去脉,还有它和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
由于水洞沟遗址中曾经出土了大量具有欧洲莫斯特、奥瑞纳文化特征的石器,与西方出土的石器技术风格极为相似,有学者便据此提出了水洞沟文化“西来说”。同样的,水洞沟某些地点和地表存在大量具有我国北方小石器传统的石制品,又与其同期或稍晚的华北细石器文化存在某种关联,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又支持了“本土起源说”。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水洞沟在三四万年前具有丰富的水源和动植物资源,也具有比较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据此推测,大约在4万年前,有一群原来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先民受冰期严寒的逼迫,辗转来到水洞沟繁衍生息,并利用已经掌握的技术,就地取材制作了大量锋利的石器。但不知何故,他们后来又神秘地消失了。
水洞沟人怎么生活?
水洞沟人是如何生活的?这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大量的考古发现,使还原水洞沟人的生活图景有了依据、有了可能。4万多年来,水洞沟曾有不同人群定居,不同年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
宁夏文物考古所研究员王惠民描绘的一万多年前的生活情景是这样的:在水洞沟东岸的缓坡上,有一排挖好的带风口的灶坑,灶坑中有熊熊的烈火,烈火中有精心挑选的石块,灶坑旁有用木材、果壳、鸵鸟蛋皮加工的容器,有动物头盖骨或动物体腔改成的盛器,有猎物皮革改造成的饮食工具。当烧得通红的石块被投进装有生肉和生水的容器中,空气中顿时弥漫出一股诱人的香味,一次“丰盛”的晚餐,让人们大快朵颐。很快,在他们身后就堆满了各种猎物的骨头。待吃饱喝足之后,男人们便围着火堆准备第二天狩猎的工具,女人们则借助骨针用兽皮或植物叶片缝制衣物,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一天……当然,考古人员也强调说,目前这些都是想象和推测,与真实可能会有一定的距离。
出土的化石碎片蕴藏啥信息?
在水洞沟出土的各类文物中,最能引起普通观众注意的并不是数以万计的各类石器,而是不足百件、制作精美的环状装饰品。
这些装饰品,都是用鸵鸟蛋皮加工而成的。他们个体很小,一般只有成人拇指盖大小,每枚的边缘均有琢击或压制、打磨的痕迹,中间均有钻孔,有的还被赤铁矿粉染过。这些装饰品,都经过修型、钻孔、磨光、上色等多道工序。它们虽然大小不一,但风格基本一致,可能是一种部落标志。而如此标准化的加工,则说明它们很可能都出自技术熟练的工匠之手,具有批量加工的特征。
2008年,专业人员在水洞沟采集到了100多件鸵鸟蛋皮化石碎片,其中54件可以辨出各自的加工阶段。
对此,专家说,这与当时贫乏的物质生活、艰难的生存环境构成了强烈反差,充分说明水洞沟人的审美追求是超越时代的,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而且掌握了较高的技能。
神秘刻痕能告诉你什么?
而图画、符号的应用,可能在文字诞生之前就有了。古人类可能在很多实物上都曾有过刻记,但由于所刻的实物损毁、腐烂、变质或丢失了,上面的刻记也随之荡然无存,能够保存下来的堪称凤毛麟角。而在水洞沟发现的距今约4万年、刻有神秘符号的石核,就是被专业人员格外关注的一件石器。
这件硅质灰岩石制品,长6.82厘米、宽3.56厘米、厚2.27厘米,其中一面有8条刻痕,多为平行排列,只有两条是相交的,专业人员排除了自然形成和其他动物触及的可能,认定是古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所致。
水洞沟人为什么要刻记这种具有简洁表象功能的符号?有专业人员认为,它们可能是为交流信息、统计数字而刻记上去的。那么,这是否说明当时人类已经有了语言和其他交流方式了呢?仅仅根据这块石器还难以给出答案。
■延伸阅读
水洞沟历史上的五次挖掘
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在途经水洞沟时,落脚在“张三小店”。偶然间,肯特在水洞沟断崖上发现了一具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不久,他在天津遇到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并把自己在宁夏的发现告诉了他。1923年6月,桑志华和著名学者德日进在结束对甘肃部分地区的考察之后来到水洞沟。他们信步走到断崖边,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动物化石。不久,一场历时十二天的考察发掘就此展开,他们总共发掘出了300多公斤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主要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
1960年夏季,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开进水洞沟,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1963年,被称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的裴文中亲自带队,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1980年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局联合考古队对水洞沟的考古发掘,则是第四次。
2003年至2007年,数十位专家学者满怀希望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次,是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这次考古,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发掘范围最大,收获也最丰硕。这次,不仅调动了GPS定位仪、全站仪、摄像机等先进设备,而且邀请了地质学、年代学、古人类学、古环境学的专家到现场研讨、授课,其考古成果也格外引人注目。
在水洞沟发现的90年间,史前考古大家裴文中、贾兰坡,中科院院士刘东生等知名专家都曾前来发掘或考察,美国、韩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专家也都曾远道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