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杨卫在中国科协年会上说，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研究能力和学术产出发展迅速，但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学术成果大幅提高的同时，学术诚信却越来越遭到质疑；二是尽管学术产出数量增幅大，但质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媒体在报道时，将之概括为“‘过度评价’触发科研不端行为”。（5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度”的界限是很微妙的，何为“适度”何为“过度”恐怕很难用一把尺子量出来。中国科研评价的“过度”，不是要求太高，而是评价太多监督太弱，监督缺位的科研评价必然催生浮躁、不端，甚至腐败。

    常言道：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光科学研究，任何行当都难免这样的悖论。但中国科学界的境况近些年格外抢眼，甚至批评这个圈子里的问题都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事，这就不正常了——当然不是批评者不正常。

    谁的问题？科学家一肚子委屈。因为单位和“上面”评价他们，往往看一年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项目、拿到了多少科研经费、获得了多少奖励，是不是项目负责人、是不是论文第一作者……所以他们不得不“急于发文章、急于出著作、急于评职称、急于拿奖项、急于当导师”，“十年磨一剑”的执着变成了“一年磨几把小刀”的功利。“上面”似乎也一肚子无奈。在其眼里科学家好像是一群靠不住的人，有这么多的硬性要求他们都敢糊弄，若不要求，恐怕连这一点收成都没有了，国家的投入岂不打了水漂。

    对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进行客观评价是国际通行规则。但科学研究有自身的规律，有的可能很快就出成果，有的可能真的十年才能磨成一把屠龙剑。只求快出“成果”的评价方式，难免产生“恶果”，它不仅仅是杨卫院士所说的“两个悖论”，而且也会让那些追求真知和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心中的信仰崩塌。

    我们的科研管理者一方面拿科学家的浮躁和不端说事，要他们“提成果来见”，一方面却对一些学术浮躁、不端乃至腐败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包庇纵容，导致科研评价往往成了熟人圈子的互相捧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沦为权力评价的附庸——因为对科研管理者来说，那些快速飙升的漂亮数字往往才是政绩。

    行政权力不让位，科学共同体不归位，学术监督不到位，科研评价就必然沦为学术不端的“催化剂”，而非科学研究的“裁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