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1919年5月4日早晨，几千学生向北京使馆区进发，准备向美国公使递交抗议信。有一名学生领袖名叫傅斯年，是北大国文科的学生，也是《新潮》的主编。《新潮》是一本以倡导新文化、介绍西方思潮为宗旨的学生刊物。而傅斯年这位主编却一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狂热粉丝，被同学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

    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第一位状元。傅斯年自小聪慧，被视为“黄河沿岸第一才子”，六岁开始学习传统经典，接受的是以考取“状元”为目标的古典教育，十三岁时，他已经记住了十三经的大部分内容。可惜还没等考取功名，科举制就废除了，家人只好将他送入新式中学。在新式中学，傅斯年也很出色，数学、英文成绩都很好。考北大时，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选择科学或法科，但他却选择了国文，足见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热情。

    在北大，傅斯年深得国学大师黄侃等人青睐，是校园里的“国学小权威”。罗家伦回忆，北大当时教《文心雕龙》的朱蓬仙教授和黄侃一样也是章太炎的弟子，是傅斯年师叔辈的人物，学问本也不错，可惜《文心雕龙》非其所长，讲课时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傅斯年同学找来师叔的讲义，一夜读完，毫不留情地指出错误30多条，结果全班给蔡元培校长签名上书，最终学校对课程作了调整。

    那么，傅斯年又是如何改旗易帜，投身新文化，成了一个“五四青年”的呢？有一种说法是：某天，老师黄侃喊傅斯年去清理痰盂，傅斯年清理得不干净，被黄侃打了一个耳光，傅斯年感到再也难以忍受，决意离开旧文化阵营。笔者以为，这段轶事即便是真的，也只能是一个导火索，对傅斯年的转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潮流的变化，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已经无法回答新一代青年面临的问题，新的思想浪潮却在不断推动着青年人向前走，身处新旧之间的青年，必然要作出人生抉择。而推动傅斯年站队的关键人物，是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

    胡适被聘到北大教书时才27岁，虽是“海归”学者，但博士学位还未真正拿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北大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而傅斯年，就是最早被胡适在思想上革了命的人之一。

    胡适到北大之前，《中国哲学史》由陈汉章讲授。陈先生饱读诗书，他的讲法是从三皇五帝讲起，旁征博引，讲了半年才刚讲到周公。学生们不耐烦了，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陈老先生的回答十分“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胡适一到，大刀阔斧，截断众流，把三皇五帝全都打入冷宫，劈头就从诸子讲起，一时间在校内引起轰动，哲学系学生顾颉刚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

    当时，有些同学对这种讲法不满，酝酿着把胡适赶走。但顾颉刚却不这么看，他觉得胡适读书可能不如老先生们多，但“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为了让胡适的反对派消停下来，他请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一听之下，傅斯年对胡适十分佩服。他对哲学系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傅斯年为胡适点赞，帮助年轻的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胡适后来感慨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傅斯年不但在学生中为胡适的学问“背书”，而且“背叛”师门，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与同学组织新潮社，提倡新文化，完成了从一个钻故纸堆的学生国学权威到新文化学生领袖的华丽转身。

    傅斯年的转变对新文化运动在青年学生中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傅斯年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一员大将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而他与胡适也保持了终身的友谊。1950年，傅斯年在台北病逝，胡适在唁电中说：“孟真待我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卅年如一日。”胡适虽然朋友遍天下，但获得他如此高度评价的，似乎还没有第二人。

    又到纪念五四的时刻，重温傅斯年与胡适的故事，或许能得到一点新的启发：五四精神之重光，固在一时代之青年，亦在该时代是否有青年愿意默默点赞的思想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