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 雪

    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农民是一种身份，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他的工作方式，文化水平低是他的自然属性。几千年来，乃至今天的大部分地区，我国农民都是以这种“传统农民”（peasant）的样态存在。因此，在发达国家早已体系成熟的“职业农民”（farmer），对我国而言还是一个新词儿。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将来，农民将取代“身份”，成为一种职业。

    农民也能“高大上”

    两年前，北京的石嫣女士在通州投资30万，承包了40亩地，办起了农业生态园。“我们做的是社区支持型农业，会员制，接受预订后再进行种植和养殖，然后把农副产品送货上门”，石嫣告诉记者，不到两年的时间，她已经用盈利把通州这片地扩展到140亩，目前拥有500会员。去年，她又在顺义投资80万，承包了50亩地，目前也已经拥有100多会员。

    近些年，已经有不少像石嫣这样在农村承包土地、荒山、林场、水域等开展农业创业的“城里人”，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乐呵呵做起了“农民”。“城市居民不仅拥有资本，还享有知识和信息的优势，他们可以更好地从市场角度来考虑农业生产，也更有可能拓展农业产业链，做大做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刘冬梅研究员告诉记者，在经济效益的吸引下，原本在城市创业的拥有雄厚资本的企业家，也开始进入农村市场。企业家的加入可以迅速发展规模化经营，带动农产品加工、包装、销售等二、三产业的发展。

    传统农民也正在“转型升级”，成为职业农民，例如在大中城市周边经营生态采摘、园艺、有机作物种植等与农副产品相关的商业，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些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农业经纪人、合作社带头人等。他们从生产到销售都遵循着市场规律，在市场中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已经走上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正在进行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角色转换。

    据刘冬梅介绍，职业农民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开展农业经营，涉及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中介服务、管理多个环节，所从事的工作包括各个方面，通过更多的市场手段配置农业生产资源，来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大致可分为四类。

    其中，经营型职业农民要求较高的职业技能，从事现代农业的经营管理，例如涉农企业、农业中介组织等，位于职业金字塔的顶端。服务型职业农民，围绕现代农业产业链开展专业性服务，包括农业流通、加工企业、农业服务中介组织等。生产型职业农民主要从事农业某一方面的生产活动，如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这两种职业农民是队伍的主力军。家庭型职业农民主要以家庭的独立经营为主，与现在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不同的是，其专业生产能力更强，以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为典型。

    另外，在我国服务了多年的农技推广体系，目前拥有农技人员71.48万人。这些农技人员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在农村的多年实践中也积累了大量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了解农村社会情况。同时他们本身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能更好地了解市场信息，他们是发展成为职业农民的潜力军。

    国外的职业农民一般要经历过专业培训和职业认证，拥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有较高的职业威望。“未来的职业农民应该是一种专业化强、准入门槛高、收益也高的职业，但在我国的发展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刘冬梅说。

    “理想”遭遇现实尴尬

    传统农民对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最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是发展成为职业农民的主力军。“但他们欠缺一些专业技术、管理知识，加上本身文化素质较低，接受知识的能力也就有限，而且他们在产后环节面向市场的能力较弱”，刘冬梅指出，对这些传统农民开展培训的成本较高，服务的针对性很难保证。农村的空心化已经使得传统农民的数量大幅度削减，转变为职业农民的数量就更有限。

    “城里人”能够在城市周边的农村从事一些农业经营，但难以深入农村，除非有巨大的利润吸引，所以这支队伍的规模也是有限的。农村卫生条件差，没有大超市，没有网络，没有咖啡厅，没有酒吧……习惯了城市的小资生活，就算是从农村考出去的具有做职业农民潜质的年轻人，也已经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条件，很难再回到农村去。

    企业家的生产经营也许可以深入农村，却难以融入当地。“我们在河北太行山区调研的时候，就碰到过承包荒山种果树的企业家，到果树挂果期遭遇当地农民抢果子的事情”，刘冬梅告诉记者，城市周边的农村可能包容性强一点，但是偏远一些的农村，还是存在对“外来户”的排斥。“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涉及土地流转成本和收益保障的问题，”刘冬梅说，“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受到现有农用地政策的局限，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也比较高”。

    农技人员虽然有一定的技术经验和眼光，但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们的知识结构开始显得单一和老化。他们过去主要在产中环节进行指导，已经不能适应现在产前、产中、产后协同联动的要求，综合性服务能力有些跟不上。而且他们在“体制内”领取工资，就算搞规模化经营，利润基本和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从低待遇的“体制内”跳出来，又涉及户籍、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总之很复杂，所以他们这个转换角色的动力是不足的”，刘冬梅说。

    科技特派员应该成为职业农民先锋队

    就全国范围来看，宁夏职业农民的发展情况比较好，5000多人中，近15%来自于乡土人才，近10%来自于农技人员。“我们对当地农民的调查发现，他们需要满足现实需求的培训，而不是泛泛培训”，刘冬梅指出，要重视支持当地教育，把人才留在农村。在顶层设计上，应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扶持和帮助，为城市企业家进入农村创业提供政策便利，鼓励现有基层农技人员在农村创办企业。

    结合宁夏的经验，刘冬梅谈到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特派员制度其实就是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服务创业，与当地农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他们将科技服务渗透到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将现代生产要素植入生产一线，将生产、技术与市场联系到一起，对当地农民还有带动作用。

    “在现有资源有限且不变的情况下，科特派平台能够盘活现有资源，协调当地财政、农业、科技以及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动，比如能够打破一些体制障碍”，刘冬梅举了一个例子：对于一些在机关、事业单位、高校、院所等“体制内”有知识有技术的高素质并且有农村创业想法的人，科特派制度能够允许他们停薪留职，鼓励他们“拥抱土地”进行创业。

    那么科特派是不是可以解决前面提到的农技人员的尴尬？“这仍然需要各部门的协调沟通”，刘冬梅认为，“发展职业农民，关键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动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村，现阶段看来，将目前的72万名科技特派员发展为职业农民的先锋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