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9日 星期二
王贻芳:大科学装置团队“包工头”
本报记者 高博

    王贻芳声名鹊起。他主导的大亚湾实验,去年成功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入选《科学》杂志评选的当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这位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最近和几位科学家入选“万人计划”领军人物,一些媒体将其称为“中国冲击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冲击诺奖是标题党做的事,”在近期一次集体采访中,王贻芳对媒体说,“大家期待中国科学界出一两个诺贝尔奖,我理解;但这应该是对科研管理部门的要求,而不是对科学家个人的要求。”

    王贻芳不想媒体拔高他个人:“不管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北京谱仪实验,还是将来的江门中微子实验,都是几百个人的共同工作,是团队的成果。”

    如今不再是物理学家灵光一闪,高呼“发现了”的时代。证实物理假说,必须依靠大型实验装置,需要几百个人运转磁铁、制冷机、粒子探测器、电路板和计算机。这是一项复杂工程。

    王贻芳和同事们耐心地拼装大机器,处理故障,积累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数据,才可能解开自然缠绕的线结。他们通过软件筛选有价值的数据,希望在梳理中发现足够高比例的异常值。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王贻芳团队挖掘了一个山洞,在释放出大量中微子的核反应堆附近,安装几个巨大的检测装置。它们距离反应堆远近不同,这样根据测得中微子数量的差异,就可知有多少中微子在行进中从一个“亚种”变成另一个。几百米厚的山体岩石,可以尽量阻挡来自星空的粒子干扰。去年3月,大亚湾实验凭借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在国际竞赛中率先撞线。

    12年前,本想回国做中微子实验的王贻芳,因为环境不具备,首先加入北京谱仪实验。他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大亚湾实验靠的就是北京谱仪锻炼起来的队伍。

    王贻芳的个性优势,让他很适合领导粒子物理实验。北京谱仪实验参与者、物理学家沈肖雁是王贻芳的老同学,她认为王贻芳理解力强,学新知识快。“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人很少,做探测器的只懂探测器,做电子学的只懂电子学,做物理分析的只懂物理,而他都有深入的了解,这就使得他有能力组织协调北京谱仪这样400多人参加的国际合作实验。”

    高能所的党委书记王焕玉认为,王贻芳是个多面手。“1992年在意大利认识他,当时觉得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很干练,回答问题果断。”王焕玉说,“后来引进他到高能所的工作,我也参与了。我认为他组织才能好、知识面宽,有参加多个大型实验的经验。

    领导高能物理实验需要全面的素质,除了前沿的物理思想,还要有高超的组织能力,能够从科学目标出发设计实验,组织队伍,甚至管理经费等,不然玩不转。”

    跟王贻芳做了10年同事,同为“海归”的物理学家李卫东说:“粒子物理实验从设计、建设、运行到得到科学成果,其中的细节非常多,哪怕一个环节上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整个实验都会前功尽弃。王贻芳作为领军者,要对实验有宏观把握,还得对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有洞察力、判断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设计实验构架、游说各方投资、监督土木工程,到制造调试仪器、分析比对数据,王贻芳全都亲力亲为,几乎成了整个项目的“包工头”。李卫东说,看到王贻芳拼命工作的劲头,参加实验的工人都佩服他。

    王贻芳在欧洲工作了11年、在美国5年,意大利语和英语都很流利。这也方便了他领导的项目跟国际合作交流。2005年确定大亚湾实验方案时,王贻芳跟美国团队激烈争论。他坚持自己的设计,直到美方转变立场。几年后的结果证明他是正确的。王贻芳的自信,帮助中国科学家成为大亚湾实验的主要贡献者。

    1984年王贻芳本科毕业,开始跟随丁肇中做研究生。王贻芳回忆说,老师丁肇中是个典型的实验物理学家,知识丰富、崇尚实证、埋头实验。王贻芳也是如此,他排斥豪言壮语,反感似是而非的空话。他要的是结果。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一步一个脚印。”大亚湾实验工程副经理、物理学家杨长根说,“王贻芳都是做实际有用的工作,不做那些华而不实的事。”

    高能所团队如今成就显赫,大亚湾实验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之外,北京谱仪今年也探测到了新粒子的迹象。王贻芳告诉记者,他们还在建设几项新的装置: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中国空间站上的粒子探测器,以及位于广东江门的更大规模的中微子实验。江门实验可以测出中微子更多的参数,比如中微子在“对称性破坏”方面的表现,由此帮助解答一个著名物理难题:为何宇宙中的物质比反物质要多,而非一样多?

    当被问到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王贻芳一句话回答:“在我退休前,江门中微子实验能出好的结果。”(科技日报北京1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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