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应从政府主导、市场发力‘两只手协同’向政府主导、科技引领、市场发力的‘三元耦合机制’转变。”著名经济学家、中共河南省委咨询组专家组副组长杨承训研究员近日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他说,强调科技元素,是基于以下四个原因:一是新时代的要求,现在已经进入优化生态时代,生态已成为新经济社会的第一要领,自然规律的支配作用越发增大,只有科技引领方可解决复杂而困难的生态问题;二是高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进入依靠科技创新、产品科技含量日益增高的阶段,尤其是信息技术飞速提升、瞬息万变,没有科技引领犹如没有眼睛和翅膀;三是中国国情的需要,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必须最大限度地释放科技动能和创造新的资源;四是国际新水平竞争的需要,正在大规模进行并将进一步展开的国际竞争是新兴产业、高端产品与产业链的竞争,没有高科技引领和支持,是无法制胜的。他说:“当然,不能否认政府、市场作用,但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第一生产力’元素吸纳进来,以提升前瞻性、增强科学性、克服盲目性、摆脱粗放性。”
杨承训认为,增加科技元素,可以突出社会主义的自觉性特征。政府主导单靠官员的知识、信息和智慧尤其是靠“一把手”决策,是不够的,必须安装先进的智能系统,就是说需要科技引领和支撑,提升整个社会特别是经济运行的自觉动能性。利用科技参与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不仅引领、支撑宏观经济,而且引领支撑微观行为,即引领企业经营管理与消费者的决策。
杨承训介绍,我国许多成功的决策,其实都是把科技吸纳于调控及配置机制之中的,如“两弹一星”、三峡枢纽、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超高压电网以及航天、深潜、超级计算机、超级水稻等。这些成就的取得,不能说全靠市场,也不能说全靠政府少数官员的决策,而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引导支撑和科技人员反复考察论证的基础之上。这些重要决策之所以未出现大的错误,是在专家反复论证、试验、设想各种风险和防范各种危难等,才设计出完备的方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何才能在发展道路上尽可能减少波动、顺利转型、科学发展?这就必须有科学预见,而预见既不是单依靠市场所产生的,也不是单靠行政长官的个人智慧,而必须同时依靠科学技术集成。这就需要认识科学技术的预测、引领功能。
杨承训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也起着资源配置基础功能的元素,只是与市场提供不同的信息种源。科技对经济、社会至少有感知、导向、增源、驱动、育成、教育、安全、调控等八大功能。拿感知和导向功能来说,就是提供知识资源和前瞻信息资源。在科学发展的现代(人们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开始由盲目摸索的“后知”状态步入以信息导向的自觉的“先知”状态。人类的行动先有信息引领、探秘预测、计划设计、路线图绘制等,再去大规模实践(生产开发等)。但不是“先验论”,人类并非事先什么都知道,而是先有科技探测的“小实验”(即创新机制中的“小循环”),它变为信息和设计后再去开展“大实践”。经过实施和检验,“大实践”进而升华为理论成果,比之原来的实践认识过程上升了一个层次。这个循环过程可以归纳为:科学实验(包括探测)——信息传递——工程设计——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过程),深化认识和理论抽象。这并不违反“实践论”,它先导于一切大实践过程,成为整个再生产运动的首要环节。其它经济社会活动,也都会经历如此过程。这是人类开始进入自觉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先决条件。
不过,科学技术及其载体的科研机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自己不能单独的进行调控,只能参与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微观管理的指导。它的作用就是望远镜和显微镜,能看到未来的、深层次的矛盾,起决策参谋作用。要想使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科学化合理化必须由政府、市场、科技三个方面的结合,避免盲目性、短期性、表面性、局部性、外部冲击性以及过大的周期波动性,使之全面协调,尽可能估计各类风险,尤其是潜在的可能发生的矛盾,像天气预报那样,可以预测未来中长期和短期的天气信息。当然,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的准确,而是事前指明大的趋势,避免出现大的曲折,实践中还要根据科技进步和经验积累不断修正和完善。据此,我们提出一个政府、市场、科技三种元素组成的新的调控配置系统。
杨承训说,他的这种构想并非凭空而来,世界上已经开始有这种萌芽状态,美国不少政府部门已经设立了专家委员会,以色列已在十三个部设立了首席科学家和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协调指导以该部职责有关的活动,还设有首席科学家论坛,论证国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决策;各部的首席专家还开联席会议,负责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论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市场和科技机构为政府提供近期、中期、长期、远期信息,反映局部、全国、全球乃至宇宙的各种动态和发展趋势,由政府处理信息,做出决策再下达指令,适时调整方向和实施措施;科技同时引领市场,包括供求关系价格定位,尤其是各类市场主体,使之预先及早了解信息,实施微观决策,并与宏观决策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