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靖
什么样算是创新型国家?
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2》,为监测创新型国家进程构建了一个“数测”模型。
令人振奋的是,报告显示,与美国、日本、韩国和以色列4国类似,“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家创新能力处在一个“超常规”跃升的上行轨道。
培育创新能力的“秘诀”:提升研发投入强度
“201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与处在人均GDP同一水平线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国家创新综合指数’明显胜出。”报告课题协调人、科技部发展计划司评估与统计处处长刘树梅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特别针对报告中“各国人均GDP与国家创新指数”图表解释说,“数据统计表明,各国创新指数与人均GDP存在着线性正相关关系,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其创新指数也相对较高。多数国家都处在一个常规发展通道上,只有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和中国出现在这条通道上方。”
当记者追问国家创新力“超常规”跃升背后的原因时,刘树梅指出了报告中“R&D经费与GDP的比值”指标,“从2005年到2011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R&D/GDP)由1.32%上升到1.84%,初步估算,2012年度研发投入强度已达到1.97%,目前,这一比例已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她指出,研发投入强度是决定国家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科技创新能力超常规提升国家的特点,是政府非常重视研发投入,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企业投入研发的政策。”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国预计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2010年颁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更是明确提出,“十二五”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由目前第21位上升至前18位”。
为监测和评价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由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倡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自2006年起,开始了国家创新指数课题研究并编制报告,为这一目标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到今年,国家创新指数年度报告已连续发布3期。
3年来,课题组力求将报告打造成评价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工具。为使报告更具国际可比性和权威性,课题组曾参考了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等国际权威机构的评价方法,最终确立了包括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5个一级指标和“R&D经费与GDP的比值”等30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测算体系。为使报告更具可读性,课题组又以统计数据为基础,为大量创新指标绘制了各类可视化图表。
“课题组采用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统计局等的统计调查数据,测算比较了R&D经费投入占全球98%以上的40个国家的各项创新指标。”刘树梅介绍说。
“在各项指标中,国家研发投入强度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代表一个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持续增长的科技投入是稳定科研队伍的关键,是确保国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核心要素。”刘树梅进一步解释说,从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经验看,提高一个国家创新能力,需要长时期逐渐提高全社会R&D经费占GDP的比重。据统计,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近20个科技发达的国家都在2%以上。
知识创造能力增强:夯实原始创新根基
以“百分”为计,2011年中国达到了73.4,在全球40个科技实力较强国家中,排名第20位。从主要指标来看,2011年,中国研发经费总量居世界第三位,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高技术产业产品出口居世界首位……特别是,国家知识创造产出能力显著提升,成为“十一五”期间我国科技工作的一大亮点。
报告所提到反映科研产出能力和科技整体实力的“知识创造”指标,6年来中国年均增速达到17%。其中,中国SCI论文数量年均增长14.3%,其增速位居全球之首。2011年,中国被SCI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数量达到14.7万篇,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2位;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52.6万件,占到世界总量的27.6%,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1位;中国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首次超过美国,仅列日本之后,居世界第2位。
“自‘十一五’以来,不仅论文和专利的总量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而且,论文引征数等体现知识产出质量的指标也大幅度提升。”刘树梅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研基础“底子薄”,但近年我国知识创造产出能力显著增强,知识积累成为国家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雄厚基础,也成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性保障之一。对此,报告总执笔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宋卫国研究员也持相同观点。
众所周知,2008年以来,正值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欧盟国家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再度令世界经济发展“雪上加霜”。然而,“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运行不仅未过多受到外部环境负面影响,且在全球经济企稳回升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我国长期实施的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科技投入持续增加,凝聚了大批科研人才,使我国重大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成为确保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宋卫国分析说。
他表示,国家财政支出向科研领域倾斜,不断引导社会创新资源向科研领域聚集,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2005年至2011年间,中国的R&D经费总量翻了两番,由299亿美元增加到1344亿美元,跃居世界第3位。不仅如此,此间,我国创新人力资源大幅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步提高,由19.2%增长到26.5%,更多的年轻科学家工程师投身科研工作,每万人口中R&D人员数量由10.4人年迅速提高到21.4人年。
企业创新: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进军”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其中,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事实证明,企业创新水平正是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一把标尺”。报告称,2000至2011年期间,美国、瑞士、日本、以色列、瑞典、德国和芬兰的企业创新能力,在40个国家中保持在前10位。其中,头号科技强国美国的企业创新能力国际排名一直雄踞首位。
“目前,正是中国国家创新能力向全球‘中上游’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攻坚时期。作为创新主体,企业创新的规模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水平。”刘树梅颇有感触。
可喜的是,2005至2011年间,我国的企业创新分指数年均增速达到10%。企业研发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提高了近0.5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我国企业专利产出大幅增长,每万企业研究人员三方专利申请数已达12件,而2005年仅为4.5件。
实际上,自“十一五”以来,为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技投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科技部批准建设了99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涉及了材料、矿产、能源、医药、信息、制造、农业、交通等多个学科领域,覆盖了央企、地方国有和民营等各类企业。
“我们在各地调研时已经发现,国内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自发开展研发活动,大量企业设立了研发中心。”采访中,刘树梅特别向记者介绍了我国企业R&D活动特点和变化趋势。她说,我国很多规模以上的企业研发水平正在加速提升。企业大量的研发活动,不再只局限在试验发展阶段,已经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逐步扩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十一五”期间,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直接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报告显示,2005至2011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提高了1.5倍,知识服务业增加值总量增速高于GDP的年均增速。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的19.9%的基础上提高了1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单位能源消耗的GDP产出’等结构性指标增长还不是很快,”刘树梅说,这说明,“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有很大空间,需要进一步发挥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