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晶

    ■核心提示

    ●相对于全球而言，我国近些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成效很突出。但遗憾的是，这些改善不足以抵消由于人均收入增加而新增的资源需求。

    ●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经济体是建立在全球资源基础上的，我国则主要通过开采国内资源来满足大部分资源需求。这种供给模式能够确保供应的安全性，然而却会使我国面临巨大的、与环境开采和加工相关联的环境压力，同时也将未来资源保障的风险埋在了国内。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导致国内很大一部分的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国家的最终消费品。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总资源量的20%左右，碳足迹的25%左右，都用于生产出口产品。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很粗放。在这一前提下，通过管理创新，加强制度约束所产生的节能减排潜力非常大。

    人类和人类创造的城市、工厂、铁路、农田……像一只巨脚，踏在地球上。这个大脚印范围内的资源和能量支撑着人类的衣食住行。当经济增长让众多人口摆脱贫困之时，严峻的环境挑战也接踵而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异常之快。人均物质消费的快速增加与规模巨大的人口总量相结合，导致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相对适中的物质消费国一跃成为千年之交主导全球物质消费增长的国家。”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认为，由于中国对全球市场的深远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发展路径也是世界的发展路径。

    《中国资源效率：经济学与展望》——由联合国环境署、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的最新研究报告，为审视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我国将面临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的挑战，如何持续提高资源效率则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核心所在。

    什么原因让我国资源消费“高烧不退”？

    有这样一组数据值得我们关注。1970年，中国物质消费总量为17亿吨，约占当年世界总量的7%。到2008年，中国物质消费量达到226亿吨，占世界总量的32%，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国，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4倍。也就是说，近40年来，在资源利用效率总体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能源效率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2%（名义增长率）的速度提升的情况下，我国所承受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持续加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国资源消费“高烧不退”？

    中国资源效率研究小组分析了人口数量、人口富裕程度、技术水平对经济体资源消费水平的影响，他们发现，从1970年到2000年，人口的增加和富裕程度的提升增加了全球的资源消耗，两个因素的作用是齐鼓相当的。但对于中国而言，人口富裕程度的提升则是超强的驱动因子。在1970到1980年间，富裕度的增加对中国资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超过人口增长的两倍，从2000年到2008年，前者的影响力甚至达到后者的20倍。

    “毫无疑问，相对于全球而言，我国近些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成效很突出。但遗憾的是，这些改善不足以抵消由于人均收入增加而新增的资源需求。”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资源效率：经济学与展望》的作者陈劭锋告诉记者。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近些年，我国资源效率提升速度有所放缓，使我国未来面临的资源环境形势更加严峻。

    发达国家的资源效率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标杆

    从1970年到2008年，我国人均原材料消费量从占全世界平均水平的31%增长到162%以上。就人均而言，我国已不再是一个资源需求低的国家，需求水平已相当于甚至高于许多工业化国家。陈劭锋提醒记者注意，我国资源的“高消费”要和资源供给模式以及“世界工厂”这一角色联系起来看。

    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经济体是建立在全球资源基础上的。例如，日本把许多物质最密集的产业都转移到了海外，特别是金属矿产和工业矿物的初级采掘业，这就把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也甩到了海外。因此，日本成为亚太地区资源、能源效率最高的国家。

    和老牌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主要通过开采国内资源来满足大部分资源需求。虽然近些年我国对铁矿石、石油等的进口量有所增加，但是依靠自身满足主要资源需求的格局并没有变。这种供给模式能够确保供应的安全性，然而却会使我国面临巨大的、与环境开采和加工相关联的环境压力，同时也将未来资源保障的风险埋在了国内。

    还有一个原因让中国背负了更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世界工厂”。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导致国内很大一部分的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国家的最终消费品。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总资源量的20%左右，碳足迹的25%左右，都用于生产出口产品。

    “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能够看出，期望中国达到发达国家那样高的资源效率水平是不现实的，发达国家所达到的资源效率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标杆。”陈劭锋说。他认为，在全球资源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那条路，中国走不通。继续维持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也不可持续。

    制度约束所产生的节能减排潜力非常大

    近年来，我国年均GDP增长为9%以上，而资源强度的下降（科技进步）速度约为4%—5%，这就意味着我国资源消耗仍以4%—5%的速度增长。而发达国家两者的速度相近，因此很多国家资源消耗保持相对平稳，甚至略有下降。有鉴于此，要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间保持一种平衡，就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持续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通常与三种因素有关：结构、技术和管理。与此相对应，节能减排也存在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三种途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大量提高资源效率的相关政策，如《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等等。“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环境保护规划还明确设立了节能减排目标。这些政策推动了技术创新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从更深的层次上促使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很粗放。在这一前提下，通过管理创新，加强制度约束所产生的节能减排潜力是非常大的。”陈劭锋提出，管理制度是作用在物质基础上，它通过约束人、企业等的行为来实现目标。我国要向管理要效益。

    事实上，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综合性政策，但是与政策相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却不能及时发布。例如，2009年《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出台，但是包含任务和措施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直到2012年才获得通过。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实施细则，《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各个地方没法操作。同时，由于缺乏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许多得以实施的政策也往往不能及时监测，得不到恰当的评价。

    如果说，过度的资源投入支撑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则更需要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今天的创新投入，其效果将在未来岁月里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