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磊

    在“科学精神与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研讨会上，专家回顾和剖析了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现的“大师”现象，并指出——

    中国很缺大师，中国又从不缺“大师”——这是9月10日，在九三学社主办的“科学精神与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发出共同的困惑：在中国，一方面，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时常响彻耳畔；另一方面，像王林这样的伪“大师”却层出不穷。

    中国社会转型的30多年来，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各路“神人”“大师”登台亮相迅速走红：从“香功大师”田瑞生，“中国特异功能第一强”张宝胜，“神医”张悟本，到最近的“气功大师”王林……为什么这样的“大师”总是有市场，不仅在草根百姓中，而且在知识界、文化圈以及官场、商界都拥有众多粉丝？与会专家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精英阶层信奉怪力乱神，是社会的悲剧

    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些亲身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反对伪科学的媒体记者和学者回顾了几度泛滥的“大师现象”事件。

    中国社科院《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剧作家黄纪苏梳理了“大师”发展的脉络。他说，80年代初，全民掀起一股气功健身热。到80年代末期，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人们价值信仰出现真空，裹挟着精英阶层，造成认识论一溃千里，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相信远程搬运、隔墙取物等怪力乱神的现象。进入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宣扬所谓“真善忍”等披着宗教外衣的人物。

    黄纪苏就目睹过“创立”“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张宏堡的一次讲座。黄纪苏听他吹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传了个小条请他展示一下真功夫。孰料“大师”看纸条后说：“有人想挑衅我的能力，可惜今天我气场不好，就赠大家一首诗吧。”随即，在场的很多研究人员竟奉若神明，伸出双手接受其发出的所谓信息。

    与黄纪苏一样，中科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通讯》原主编李醒民在上世纪90年代与红极一时的“大师”张香玉打过交道。当时她正在授功演讲，自称有特异功能，念了一大段听不懂的“宇宙语”后，神气活现说道：“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不成了，其原因不在于澳大利亚没有钱，也不是那时会发生地震，而是地球的引力发生变化了，一个人现在能跳2米高，到那时一蹦就是8 米，岂不乱套了？”更令李醒民惊讶的是，对这种信口开河的胡言乱语，在场的很多国家机关人员、科技研究人员和部队领导竟然深信不疑，还虔诚地记着笔记。

    “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是两码事。直至现在，我看到有些搞科研的精英分子和领导官员，虽然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却还是很迷信这类东西，这是社会的悲剧。”中科院院士王志珍说。

    我们还有滋生“大师”的土壤与生态

    中国中医研究院原气功研究室主任张洪林是我国最早利用心理学揭示伪气功现象，并进行较为系统实证研究的学者之一。

    在上个世纪“伪气功”盛行的时候，他提出，利用或阻断心理暗示措施，“大师”神功就会失灵，并多次试验戳穿了很多骗局。“当时我们社会存在滋生伪科学的肥沃土壤，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社会还需要下大力对土壤和环境进行大整治，而且‘根治’一次不够。”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室原主任陶世龙也有同感。前不久，他要再版自己的一个科普作品，孰料出版社要求必须撤掉一篇批评风水迷信的文章，几番坚持之下，文章保留下来，但还是去掉了一个小标题。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和民主的基因。“为什么‘大师’一个又一个冒出地面，这就要研究我们的社会文化的土壤，是不是缺少了科学与民主。我们不是简单批判某个大师，而是应该认真研究‘大师’丛生疯长现象背后的根源。”

    “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土壤和环境生态，比较适合于这些‘大师’生长。当有的人感到不能把握自己命运时，只有寄托于偶然性。”李醒民说。

    “即便一个接受过现代系统教育的人，也经常难免深陷其中。”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首席评论员曹保印尖锐地指出，当一个社会法制不健全不完善时，或者规则和秩序缺失时，人们就会缺乏安全感，只有转而信“大师”。因此我感到，民主与科学才是最重要的。当官员的正常官位升迁、企业家对财富物权的合法占有，老百姓的基本权益，都可以通过民主与法制的正常渠道得到保障时，有谁还去寄托、依靠“大师”的“功夫与法力”？

    “作为知识分子，到底需要什么，该提倡什么？”黄纪苏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中很缺乏求真精神，一些人往往是实用理性，不太较真，对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缺乏追根究底的探究精神。

    “‘大师’层出不穷，每每也追捧者众，这种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素质与认知问题，还在于信仰、价值观与理性思维的缺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尹传红认为，这些“信号”对我们的教育、科普和相关法律工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科技日报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旗帜鲜明地加入到反对伪科学的行列中。科技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林自新说，当时美国有个“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由科学家和魔术师等各类人员组成。他就邀请了该代表团来到中国进行演讲，戳穿“伪科学”。

    《民主与科学》杂志主编孙伟林当时就在科技日报工作。他回忆，当时代表团负责人就在他眼前表演，手中的金属钢勺转眼就能自动折断，“其实，那些神功在他们看来就是魔术之类的小把戏。”当时代表团出1万美金“悬赏”，只要有人能当他们面表演特异功能，就直接把奖金拿走。结果，无人应战。

    “那次打假最大的启发，就是对付这些‘大师’不只限于学术圈子，甚至不需要搞那么复杂的科学实验，魔术师一眼就看出来了。”林自新说，关键是要扩大和联合打假阵营，让科学界联系魔术、杂技团体以及媒体记者，让民间和社会团体加以监督，要让社会始终有一股力量在对抗“伪科学”。

    除了在实际行动上加强联合，如何在思想上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出现问题必须找到根结。转型时期，社会往往会出现思想缺失或信仰真空。”科技导报原常务副社长蔡德诚认为，必须确立人格的自信和有良知的思想，建立严谨的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不能分割的整体。”他将科学精神归纳为6个实质性要素，即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科学和民主应该围绕这6条主线来实现，如果每个人都把这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大师”有何立足之地？

    “‘大师’本身就是愚昧和无知的结合体。‘大师’之所以盛行，是文化的缺失与‘衰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说，要根治“大师”现象，大家必须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人类发展的灵魂和动力，也是人类前进的方向和目标。他建议，要通过科普促进科学、文化和哲学的结合，多方面了解和满足大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建立规范的制度，创建理性、实事求是、遵循客观事物发展规律、诚信和创新的科学文化。（科技日报北京9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