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子，我经常去天坛公园散步，常看到大叔大妈三五成群围成一圈，口中念念有词，有节奏地拍打身体各部位，间或拍或踹一下身边的树木。他们念的是：“超长能量，就在身旁，思维沟通，全身通畅”。上网一搜，原来是一种“拍手功”，各地修习者甚众。最近，“气功大师”王林被揭露的新闻让我想到了这些人。

    区区一个王林能引发舆论热潮，主要不是因为又一个骗子被揭穿，而是当王林这块号称通灵的巨石被翻开，人们看到了掩藏石头之下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尴尬的苦笑。这些人有的叱咤风云于商场，有的正襟危坐于官场，有的巧笑盼兮于银屏，却都对一个骗子言听计从，顶礼膜拜。这让吾等草民在讶异之余，多少获得了一点心理优越感：这些光鲜人物，原来精神世界也空虚无聊如此。

    气功因被王林用作骗人的道具而“躺枪”，但“气功”并不能与“王林”划等号。察其起源，气功是远古时期人们强健体魄的运动。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中说，在尧的时期，阴沉寒湿，“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于是就创作“舞”也就是导引之术来加强锻炼。后世的中医典籍中也多有导引的记载。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副彩绘《导引图》，堪称气功图谱之始祖，展示了四十多种锻炼姿势，栩栩如生，古人修习气功的情景尽显眼前。

    越到后世，气功似乎越来越抛弃了质朴的本性，涂抹上了斑斓的油彩。在隋唐文献中，“气功”二字指吐纳之法，并渐渐与炼丹等方术结合，沾染了宗教气息。到了近代，气功作为传统医学的内容，在中西文化论争中又被赋予了浓郁的“国学”色彩。民国初年，曾一度流行过“静坐”。倡导者蒋维乔受邀到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作报告。他的《因是子静坐法》风行大江南北，行销海外，其声望并不比如今的某些气功大师小。蒋在书中自述练功体验：夜间静坐之时，胸中突突跳动，双眉之间冒出红光，在头顶盘旋，又在全身绕行一分钟之后，回到眉间停止，红线绕行之时，床铺和帐子都会震动。一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感到极具画面感又富有震撼力。蒋维乔说，他写作这本书，就是有感于日本人攫取中国文化发扬光大，而本国人反而不肯钻研，为民族争文化地位之意味跃然纸上。

    “气功”真正定名并在社会上广泛推广，是在1950年代。这一时期，也是气功与政治结缘的重要时期。1955年，河北的“内养功”传人刘贵珍正式用“气功”来命名“古代流传下来的导引法、内养功、吐纳法、内功、深呼吸、静坐呼吸养生法等”。此后，刘贵珍受到河北乃至国家卫生部的支持和鼓励。媒体也做了广泛宣传，认为推广气功是继承和发扬了祖国医学遗产，并能给予西医以有益启发。1956年，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正式组建，刘贵珍担任院长。次年，还创办了“全国气功师资培训班”。其它各地也办了多处类似机构，蒋维乔老先生也重出江湖，在晚年又火了一把。

    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对气功也青睐有加。1957年，刘少奇专门请刘贵珍到北京为中央领导传授气功。陈毅、林伯渠、谢觉哉等当时都修习气功。政治讲究的是实效。气功在此时受到重视和推广，或多或少与当时推行低成本的普惠式医疗政策有关。谢觉哉就曾说过，“气功疗法，人人可行，不花钱，不费事，可以祛病，可以强身，可以全生，可以延年。”刘少奇也认为，虽然气功的道理没有搞清楚，但只要能治病，我们也要搞。

    1980年代，又掀起了一场气功热，人们或顶锅，或盘腿，或甩手，把其当作延年益寿、祛病强身甚至得道飞升的方便法门。王林即在那时成名。王林的闹剧启人深思。气功需要剥去涂抹在它身上的各种油彩，还以本来面目，即便这些油彩绚烂夺目，似乎给气功穿上了名贵的华袍，却终究会成为气功前行的累赘。法国诗人缪塞有云，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气功，只是一套舒筋活血、放松身心的健身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