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基层干部

    “今天我们要把样品做第二次化验，如果还是呈HIV抗体阳性，那必须把病人找到，做好对病人的流行病调查、建档、跟踪管理！”

    5月的宿迁，正值凉爽的初夏，只闻花香没有蝉鸣。窗外就是一片绿油油的树荫，疾控中心副主任沈谨的办公室里却气氛凝重。

    就在一周前，该市一名孕妇入院后2次血检呈HIV抗体阳性，也就是说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在这最关键的时候，孕妇认为检测不准，没跟医生报告就不知所踪了。为了对那名孕妇、未出生的孩子还有直接接触她的医护人员负责，沈谨一边指示复检一边想方设法寻找失踪的孕妇。

    寻找的结果一时还无法预料。沈谨默默地拿出日记本，写下了这桩未了结的突发事件的最新进展。记者注意到，这厚厚的日记本上标注着“103”。沈谨告诉记者，这样的工作日记他记了整整30年，一天没落。

    今年3月下旬，上海发生人感染H7N9病例。3月31日上午10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拉响了警报：江苏省疾控中心紧急通知要求协查在南京某医院住院的沭阳县某乡镇一例重症肺炎病例！

    高度的职业敏感性让沈谨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他立即带领专业人员赶赴沭阳。人还没到，调查方案已在车上出炉。

    中午12点，到达沭阳县后，沈谨马上开会部署工作，深入乡镇调查取样。到了晚上20点，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他已经跑遍了病人所有的接触点。随后，他亲自在电脑前起草调查情况报告，对报告中的每一个数据、每一句话都反复推敲。4月2日，待中国疾控中心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报告出来时，该患者所有的53名密切接触者已全部排查到位，相关措施也落实到位。宿迁科学、快速、高效的工作受到了省中心的高度评价。科学的防控，使得宿迁市尚未出现第二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2003年春天，整个中国逐渐被一种恐惧笼罩着。“非典”来势凶猛，因为这种病传染快，一时无法弄清传染来源，没有救治方案，病死率高，短时间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死亡病人中1/3为一线医护人员。

    随着疫情肆虐，返乡务工人员增加，原本平静的宿迁也面临着疫情暴发的危险。作为宿迁预防医学专家，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沈谨知道自己责无旁贷。

    当首例疑似病人出现时，一般人不敢靠近，可为了准确诊断，沈谨亲自去采血、采便，根本无暇考虑个人安危。作为全市防疫专家组组长，他深入一线与患者零距离接触，进行医学观察，积极开展治疗，并且与8名防疫人员集中隔离居住。

    “我是医生，不是领导。”虽然有了行政干部的头衔，但沈谨对自己的定位依旧是最普通的一线医务工作人员，“我就是一个给人家看病的。”怪不得每次的防疫前线，总能见到他的身影。

    “防疫人员要铜头铁嘴，橡皮肚子，飞毛腿”，这是沈谨嘴边常挂着的一句话。从30年前的一名防疫新兵，到如今的防疫专家，他一直践行着这一准则。

    上世纪八十年代，沈谨学成回乡从事卫生防疫工作。当时贫穷的宿迁卫生条件差，由于缺乏防蚊设备，疟疾发病率高达50%。为了让乡亲们不再被疟疾折磨，年轻的沈谨点灯熬油，对宿迁此前10年疟疾相关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那一年，他的足迹遍布宿迁县31个乡镇。

    为了给农村社员查病送药，单位没有车辆，也不通公交车，沈谨常常只身骑上自行车，车架后驮着药品，车把左右各挂一个盛放衣物和干粮的包裹，前往偏僻的农村，每次下乡都要一周以上才能回城。

    “当时最难的是，人们文化程度低，对卫生防疫知之太少，不仅不接受，还抵制。”沈谨不得不每天苦口婆心地上门解释劝说。几年的基层防疫工作做下来，让他晒脱了皮、磨破了嘴，受了一肚子气还要跑断了腿。让他欣慰的是，他的努力换来了回报：当年疟疾发病率从50%下降到5%以内，在淮阴地区率先达标；卡介苗、糖丸、麻疹和白百破等疫苗接种率达85%以上，超过省市要求标准。

    1996年，沈谨和卫生防疫站迎来了地级宿迁市的成立，随着卫生防疫站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嬗变，沈谨成为市政府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首席参谋，先后直接参与处理了多起重大传染病疫情以及氯气泄漏、毒鼠强中毒、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的意见和准确判断成为最终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