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李天波 曹敏

    流光溢彩的现代化大都市正陷于尴尬：生活垃圾和摩天大楼比肩蹿升。

    北京不例外。北京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前不久透露，北京每天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是1.64万吨。有人计算过，全年量堆积起来相当于3座景山。

    “垃圾围城”已成亟待破解难题。为减少垃圾排放量，加强垃圾资源化处理，2008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投入数亿元资金整改分类问题，并于2012年3月1日起实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目前全市已“挂牌”2400个垃圾分类示范社区，今年还将新增600个示范小区。

    那么，这些小区的垃圾分类情况到底如何呢？经笔者走访调查，现实远比预想糟糕。

    “60多个社区里只见过两个正确投放垃圾的居民”

    “知道啊，但没分过。分类很麻烦，也没人规定一定要分吧。”家住北京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的曹先生告诉笔者，自己虽然知道垃圾应该分类，但对具体怎么分、分了以后垃圾会被怎么处理却了解不多。

    远洋山水是石景山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之一，小区里早在2007年就配置了分类垃圾箱，箱体上也明确标示着“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字样。但箱内却是纸盒、塑料袋、厨余等各式各样的垃圾都混在一起。

    笔者走访发现，多个垃圾分类社区示范点的情况都是如此，很少有居民会按照标志投放，能在家里做到垃圾分类的更是凤毛麟角。曾在2011年调研过社区垃圾分类的“自然大学”（由多家环保组织共同发起的一所虚拟的社区环保大学）研究员陈立雯告诉笔者，在60多个社区里，她只见过两个正确投放垃圾的居民。

    随机采访的几位居民也均表示，对“可回收”“不可回收”认识不足，仅能对废纸、饮料瓶、厨余等常见垃圾进行分类，而对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等的具体分类几乎一无所知。一位张大妈快人快语：“参加过几次社区的（垃圾分类）培训，也没记住啥。”

    “知道都还没达到，怎么可能做到？”北京石景山垃圾综合处理厂厂长李红兵说，现今很多小区的垃圾分类都在搞面子工程，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投放率很低。“这个知晓不是说居民知不知道这个事，而是得知道为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个事，要让他们意识到分类的重要性。”但“社区大多都是应付差事，间隔性宣传一下，做做样子，实际上进展不大”。

    垃圾桶里分开却混在一起拉走

    走访中，很多居民反应，社区里的垃圾分类桶是分了，但垃圾车来却混在一起拉走了。

    当真如此吗？负责远洋山水等7个小区垃圾清运的韩师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韩师傅已经当了10多年的垃圾清运工，据他介绍，目前很多小区的生活垃圾都没有分类清运。“居民不分，我们（分类）也没那工夫，七八个小区装车就得一两个小时。”

    远洋山水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小姐介绍说，小区里去年聘请过垃圾分类指导员，在小区内部进行垃圾分类。但由于居民自觉性不高，督导效果并不好。“厨余垃圾基本都得靠指导员自己分拣，混在一起的垃圾分起来很有难度，而且平均一天一个人负责一栋楼的垃圾分拣都很辛苦，何况一个社区。工资又低，到最后都不愿干了。”

    她表示，厨余垃圾居民自己若不分类，清运环节分类很不现实。不过，对于可回收垃圾，“社区跟收垃圾的有协定，每天都会来，能卖的基本都会挑出来”。

    目前清运环节的管理已经有明显好转，韩师傅说，2007年以前，他们清运的垃圾后端没有固定的倾倒点，哪有坑就往哪倒，现在有了指定的垃圾转运站。而前端的社区垃圾以前很多都由没牌没照的个体户清运，“蹬三轮的现在还有，但少多了，大多都是外包给正规的清运公司”。

    曾参加过社区垃圾分类调研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晨告诉笔者，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和清运是由各街道办事处和物业协同管理的，但由于目前相关的法令可执行性差，监督并不能落实，使得各部门在责任面前互相踢皮球，分类从社区到清运都流于形式。

    二次分拣？“没听说过有这道程序”

    笔者跟随韩师傅到了他所说的垃圾转运站——石景山垃圾综合处理厂。厂区很大，零零散散的清运车在等着倒垃圾，没等两分钟我们这车垃圾就直接进了一个卡车斗一样大的料槽。厂区工作人员介绍，料槽一满就会装车，运到门头沟填埋场，至于分拣，他的回答是“没听说过有这道程序”。

    谈起这个事，该厂厂长李红兵也是一脸愁容。“我们不是不想分拣，而是没有分拣的条件。”据他介绍，现在北京市有分拣条件的转运站只有马家楼和小武基两个，而分拣设备还是德国无偿捐助的，有风选和磁选两种。“但在运输过程中垃圾混合的情况下，这种机械分选的效率很低，分出来的厨余垃圾也几乎不可能达到相关标准。”

    另一方面，从投入与回报角度考虑，中转站建立分拣体系并不现实。“转运站平均每天接收的垃圾只有400吨，转运的成本比较低，而建一个垃圾分拣系统，机器、人工、技术投入加起来最少也得四五十万。”他说。

    而且后续的技术投入若跟不上，分拣效果并不能保证。“垃圾一摊开就会有臭气污染，遇到雨天、大风天，会很麻烦。技术不过关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污染。”李红兵说。

    所以，垃圾在这一环只负责转运。

    “那末端有分拣吗？”“基本没有，有也是个别收垃圾的挑挑易拉罐、酒瓶子这些能卖钱的。”他告诉笔者，等垃圾运到末端，很多即使可回收的都会被污染，“尤其是夏天，水分多的情况下，纸质的垃圾一湿就不会有价值了。”所以，垃圾拉到填埋场也是直接填埋，“二次分拣只是一句空头话”。

    现在，他对号称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项目——鲁家山发电焚烧厂非常感兴趣。“听说明年我们的垃圾会运到那儿，焚烧的垃圾考虑到污染等问题应该会有分拣这一关。”他说。但陈立雯表示，中国目前所有的焚烧项目都是混合焚烧，并没有分拣这道程序，危险性很高。

    陈立雯告诉笔者，目前北京市并没有建成一套科学的垃圾分类后端体系，垃圾的资源化处理和回收率都不乐观，大部分有价值的垃圾都是由清洁工或拾荒者进行回收处理的。所以公众认为即使前面分类清晰，最后还是混在一起，徒劳无益，降低了分类的热情。

    管理不善、投资不均、宣传不足是症结

    在陈立雯看来，造成这样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没有机构对分类进行考核监督，仅凭一项规章和理想化的信任，让居民自愿分类，是做不到垃圾分类的。”

    虽然现行的《条例》中对于未进行垃圾分类处理的相关单位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但由于生活垃圾分类领域监督机构的长期缺失，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而且《条列》中对于如何测评垃圾分类的标准也过于笼统，执行起来更有难度。一位环保人士向笔者透露，从法规实行以来，他还没有听说哪个社区或机构因垃圾分类被处置，但事实上每个环节都有问题。

    另一方面，北京市政市容委一直强调“注重前端分类”战略，但实际政策上打的却是垃圾末端处理的“牌”。陈立雯介绍说，目前我国90%以上的费用都用在收运和处理垃圾上，但在前端重要的奖惩、监督管理和按量计费等政策却迟迟不能落实，这种倾斜并不符合国际惯例。国际上通常都是把三分之二的资金投入到垃圾处理之前，用在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管理上，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会用在垃圾处理上。

    此外，政府宣传力度不足，缺乏长期的宣传教育机制。据陈立雯介绍，各示范点建立初期，每月都会有垃圾宣传日，设有相应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但因为各部门监管不力，很多小区并没有持续推进，最后不了了之。

    “跟国外随处可见的垃圾分类宣传相比，北京在这方面还欠缺很多。”李红兵介绍，国外如韩国将垃圾分类直接纳入小学生课本，让孩子从小学就明白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垃圾分类也得从娃娃抓起。一个家里如果小孩懂得并能践行分类，会对长辈造成很强的示范效应，最管用。”他说。

    在李红兵看来，垃圾分类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问题，不是采用某一项技术或采取某一个措施就能马上解决的。“日本、德国这些国家真正做到也花了十几二十年时间，况且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这样一个过渡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目标，有条不紊的去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