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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息奋斗跨百年
在我国,存活百年依然能保持活力生生不息的企业寥寥无几;在民族工业中,实业报国的梦想百年延续并且至今依然是民族复兴标志的企业少之又少;在自主品牌的车企中,随中国汽车产业一起诞生而今依然能代表中国与世界品牌一较短长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而这些,我们都能在长安汽车身上找寻到印记。
一辆汽车,穿越百年硝烟、驶过钟山大江,承载自主创新的成果,终于站上世界展台;
一群志士,怀揣强国梦想、迸发不屈怒火,也为了民族的强国梦,汇聚到旗帜之下;
一个企业,在危亡之际诞生、于艰难之际转型,硕果累累之时更勇于宣示自己进军一流的梦想。
这就是长安奋斗不息的150年。
有人曾有所质疑,认为150年前的那些经历与现在的长安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是长安人不这么认为,百年前诞生于洋务运动中的兵工厂,是长安自强的肇始,其后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长安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强为己任。也正是这种精神让长安在汽车领域的起步、跋涉以至勃兴。纪念长安150年,毋宁说是纪念长安的精神。
纪念最好的表达是传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长安一直在奋勇前行。
1970年代后期,长安的军品任务大幅度削减,工厂连年亏损,要摆脱困境就不得不进向民品发展。
1980年代初,长安打算进行整车仿制,但是源于日本的技术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在与日本铃木初步接洽之后,面对的是日方代表不屑一顾的怀疑眼神,长安人暗中发誓,一定要先以自身的实力研制出优异的产品,以为国争光。于是长安开始了跋涉,愣是靠手工敲打、笨拙冲压,在仅仅8个月后,长安人就把两台组装好的小卡车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当前来谈判的日方代表看到这两辆车,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在那个年代类似的故事在每个企业中都有,长安可能并不显得突出,但是近30年来在汽车领域的跋涉,长安始终都是依靠这种精神,依靠自主创新,依靠全球视野不断发展。1990年代末,当时汽车业界有“三大、三小、一群野狗”之论,长安就属于“野狗”之列,有的汽车管理部门就认为长安生存不下去,也许过十年长安就消失了。然而恰恰是其后十年,长安迎来了勃兴。首款轿车奔奔上市,“微车老大”正式进军轿车领域。接着杰勋、志翔面世,长安“老三样”形成,接着确立了“T35事业领先计划”。长安高歌猛进,在“五国九地”研发布局之后,长安的“新三样”(逸动、悦翔V5和将上市的中高级车睿骋)又让长安再次引人关注。
2009年,长安汽车刚刚被纳入自主品牌“第一阵营”之时曾发布“T138”事业领先战略,计划2012年成为“第一阵营中有较强的生存力、竞争力、创新力的企业”。如今,这个目标已然实现,而它更希冀在2020年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
150年后,长安仍将行遍天下。
150年 这些话
晚清洋务名臣、长安缔造者 李鸿章:
念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挟持无具;因就军需节省项下,筹办机器,仿造前镗兵枪、开花铜炮之属。上海之有制造局自此始。
抗战时期任21兵工厂(长安前身)厂长 李承干:
我们的抗战不能等呀!我主张事先有重建的准备,敌人给我炸了,我再盖新的。只要我的人不死完,我总会有办法来复工。
长安汽车董事长 徐留平:
百年长安,还是少年之汽车。长安在汽车方面有一些成绩和进步,但我还只把它形容成少年,远远不是青壮年。下一步,从2013年到2020年,这七八年时间应该是长安一个更加辉煌的发展时期,比青年之长安要强。
长安汽车总裁 张宝林:
这么多年,长安还是有它自己的DNA。第一,长安有一种文化叫做不畏艰难,艰苦奋斗。
第二,这个企业可以说是志存高远,有自己的目标和战略。我觉得长安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企业都好。我曾经在西南兵工局工作过,跟不同的兵工企业都打过交道,有的企业只做一个产品,别的什么都不管,这样的企业往往发展不好。第三,长安还有一种就是从骨子里永远不服输的精神。第四,就是开放的精神,从英国人马格里担任上海洋炮局总工程师就可以看出来。
长安汽车副总裁、党委书记 朱华荣:
长安可以说是一个有远见、有战略思想的企业。特别是做汽车以来,尤其是徐留平来了之后,这个精神显得更为突出,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确定了战略,大家就要往这个战略方向去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也包括各界对我们战略的不认可,这是这一代长安人必须要面对的。
长安研究总院副院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赵会:
回国以后我一直在长安负责碰撞安全方面的技术工作,切身感受到公司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视,长安将安全视作产品最重要的一个亮点。人才的引进培养、团队建设以及试验验证手段建立公司都不遗余力地投入。作为技术的带头人和团队的管理人员,我对长安在汽车安全领域的人才队伍还是非常满意的,带领这样一个富于激情的团队,让长安在碰撞安全领域尽快地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走向世界,我很有信心。
长安一线工人、技术骨干 张永忠:
有人觉得长安给的钱不多,自己的价值没能得到体现,就离开了。我觉得,在这里就算钱少一些,但心情是愉快的,也经常有人挖我,但我还是没有走出长安,就是这个原因。
150年 这些事
风雨征程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中被迫打开“闭关”已久的国门,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统治阶层官吏开始探索中国的自强之道,“习西法,兴洋师”,推行洋务新政。
1862年底,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立上海洋炮局(长安汽车前身),招募外国工匠“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聘任英国人马格里任总工程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洋炮局的创立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被永载史册。
其后,上海洋炮局几经迁徙落户南京,更名为金陵制造局(后更名金陵兵工厂),成为当时标志性工业企业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兵工厂厂长李承干,满怀兵工救国壮志,为激励全厂职工,委托著名爱国诗人郭沫若撰词、爱国作曲家贺绿汀谱曲,创作了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慷慨雄浑的《金陵兵工厂之歌》,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早期长安人自强不屈的精神同样一脉相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陵兵工厂全体职工同仇敌忾,誓将抗战进行到底,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战事。1937年11月16日,上海失守,南京告急。金陵兵工厂接政府西迁命令,乘坐爱国资本家卢作孚民生轮船公司船只搬迁至重庆。1938年3月1日兵工厂宣告复工,成为全国搬迁速度最快、复工时间最早的兵工厂。同年4月, 金陵兵工厂更名为兵工署21兵工厂。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为前线提供了60%的枪支弹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做出突出贡献的兵工署企业,特别是李承干领导的21兵工厂颁发嘉奖令。
1949年11月29日,在中共地下党和厂长俞濯之,以及步枪所老工人吴坤山、修枪所工人万东康等一批护厂积极分子的组织下,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炸毁工厂的企图,除局部破坏以外,工厂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投入新中国的怀抱。
艰苦转型
新中国时期,21兵工厂几经更名,1951年6月,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456厂。次年10月改称第27456厂,1957年4月2日更名为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和平时期,随着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兵工企业不断尝试军转民。
1957年初,根据国防工业提出“军民结合,学会两套本领”的方针。长安除已投产的猎枪外,先后选定了机床、柴油机、吉普车和精密量具作为长期生产的主要民品。
值得一提的是,长安生产了中国第一辆吉普车——长江牌46型越野吉普车。从1957年9月按照美国CJ-5样车组织测绘设计,经过半年多的技术准备,四个月的试制,在1958年5月就拿出第一辆样车。样车进行了2.5万公里的道路试验并改进生产,当年就完成38辆生产任务。到1963年,该吉普车共生产1390辆,此后按照中央指示,吉普车生产工艺技术连同技术人员一并转交给了北京汽车制造厂。
这是长安初涉汽车生产的第一步,也是长安“实业报国,自主创新”灵魂的写照,尽管只是初次尝试,却走出了民族汽车工业的重要一步。
在初涉汽车领域之后,长安又经历了一段军工生产历程,但是“军转民”的趋势不可逆转。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品的关键,在于选准和尽快形成自身的拳头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长安经过仔细分析当时交通运输建设需要和国内汽车市场“缺重少轻无微”的现状,指派专人针对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微型汽车,开始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市场和车型调研。
经过调研和可行性论证,长安确定以日本铃木CT90K样车作为开发对象,集中力量进行测绘设计,这一过程于1982年6月基本结束。1984年,为了尽快拿出优质产品,显示市场竞争实力,在兵器部和重庆市的大力支持下,长安汽车依据“上水平、上质量、上能力”的方针在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与铃木公司签订了技贸合作协议,引进三种车型,当年生产汽车723辆,刚一投放市场就受到热捧,初步打开微型汽车生产局面。
初露锋芒
1992年,国家正式批准长安厂开发生产经济型轿车生产基地之一。为了加快奥拓轿车的发展和生产基地的形成,长安厂于1993年成立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专门生产奥拓微型轿车基地。由此,长安已形成年产奥拓轿车5万辆,微型汽车15万辆的生产能力。
数年来,我国汽车产销量由2002年的320多万辆增长到2011年1840多万辆,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也从入世前的竞争不充分,转变为日益激烈的竞争。长安汽车同样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前几个阶段的渐进式发展,长安汽车从最初的技术引进开始,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拥有较为系统和领先自主研发体系汽车企业,这也为长安汽车实施“以我为主、自主开发”的自主创新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奔奔作为长安汽车第一款自主品牌轿车产品,打响了颇具历史意义的第一枪,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长安汽车“以轿为主”产品发展战略的进一步体现,意味着长安汽车在广阔的轿车市场正式扬帆起航,长安汽车将与其他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共同创造中国自主品牌轿车的辉煌。
再次跨越
2009年,国务院公布《汽车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将长安汽车与上汽、一汽、东风三大集团并列,标志着长安汽车已经跻身于中国汽车第一阵营。同年,长安汽车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三农”政策,积极开展“汽车下乡”行动。
2010年,长安汽车全年产销汽车190万辆,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成为重庆市乃至于中国西部首家产值超千亿的工业企业。
基于战略,长安汽车先后在重庆、南京、河北、北京等地布局,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同时,长安汽车自主创新不断深入,成立 “五国九地、各有侧重”24小时不间断全球研发布局,自主品牌明星产品先后上市。
即将到来的“十二五”,长安汽车将紧紧抓住两江新区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在长安汽车鱼嘴千亿汽车城,长安汽车预计投资300亿元,整体产销规模达到300万辆,全力实施“构筑长安三千亿汽车产业,打造长安鱼嘴千亿汽车城”的战略规划,成为长安汽车面向未来发展的战略核心。
着眼未来,长安汽车正式确立“愿景2020”发展战略,以“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为愿景,以“引领汽车文明,造福人类生活”为使命,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节能环保、安全时尚、经济适用”的高品质汽车。
150年 这些人
马格里:长安开放融智的肇始
马格里,美国人,后加入中国籍。咸丰八年(1858年)随英国侵略军来华。后深得李鸿章信任。 在加入淮军后不久,马格里即向李鸿章建议:“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为本身的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在实战中也深切认识到洋枪洋炮“实为利器”,故任命马格里和知州刘佐禹共同主持上海洋炮局,仿造短炸炮,每月可造炮弹数千枚。他以土法上马,用黏土制造一个熔化炉,使用简陋的工具和设备,东拼西凑,造出了一些炮弹、药引、炮门纸管自来火。
草创的上海洋炮局设备十分简陋,除到上海向外商购买一些,还募外国工匠“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李鸿章从创办伊始确立了由洋人、国人分别管理厂的两种模式。作为“总办”(总经理)之一的马格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位外籍总经理。
马格里在工厂里安装投产这套号称“水上兵工厂”的设备后,该厂成为江苏省、也是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并具有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企业,苏州洋炮局也因此开启中国近代工业之先河。
1865年夏,李鸿章晋升为代理两江总督,驻节被清军攻克的江宁,并将苏州洋炮局一同迁去。经过一年多的扩建,一个规模更大的兵工厂——金陵机器制造局矗立在南京瓷塔山。该厂的机械化程度及生产力水平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流。
李承干:穿越荆棘勇往直前
李承干,字直卿,自“九一八”事变后至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把自己所领导的金陵兵工厂——二十一兵工厂建设成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并使之成为抗战时期供应前方将士军火的主要基地。由于他对中国的兵器生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兵工界人士赞誉为“国宝”,国人誉之为抗战“功臣”和“英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冦大举进犯。位于南京南门外的金陵兵工厂屡遭日机轰炸,多处厂房被毁。而李承干仍和2800多名职工昼夜坚持生产。11月16日,该厂接到命令:工厂人员设备全部西迁重庆,以保存民族兵工业之实力。于是,他带领几千名职工携带机器设备,分乘轮船(带拖驳)、木船踏上艰难的西迁之路。西迁路上,他和职工及家属们同甘共苦,沿途风餐露宿,挨饿受冻,同时还要冒着日机的轰炸照料机器设备,遇激流险滩还要上岸背纤拉船……
1938年初,运载李承干和几千名职工及4300多吨机器设备的船队,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到达重庆江北陈家馆簸箕石码头。新厂址的选择,李承干颇踌躇。他先购买了陈家馆裕蜀丝厂的20亩厂地,后又租用邻近的燮和火柴厂和黄氏小学的30多亩土地,作为新厂址。但新厂址沟深坡陡,丘陵起伏,建厂困难。他立即带领全体职工,依山就势搭建简易厂房、宿舍,搬运安装机器设备。经过两个月的昼夜奋战,简易工棚基本完工,500多台机器安装完毕,初具生产条件。
1940年至1941年,日机对21厂轰炸14次,造成43名职工、家属伤亡。全厂职工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满怀着对日冦的国恨家仇,加紧武器生产,支援前线将士杀敌。抗战八年中,全厂共生产出轻重机枪2.95万挺,迫击炮7660门,步枪29万多支,迫炮弹360多万颗以及大量手榴弹、炸药包送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将士,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庞剑:长安为我打破发展“玻璃天窗”
2008年,庞剑入选国家首批“千人计划”,现为长安汽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是长安汽车噪声与振动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1996年获得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机械工程工学博士学位的他,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10年,他领导开发的汽车Fusion、Milian等车的噪声与振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Fusion成为福特在北美最畅销的轿车。
庞剑回忆:“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15年。美国发展得很好,公司也非常稳定,但在稳定的环境下,继续发展的空间有限。公司的基础设施、流程规范、工作程序都非常健全,工作更多的是按部就班,这样就缺乏了干点大事的机会和动力;另一方面,只有在祖国,才会有当家作主人的感觉。”
“中国这10年来发展迅速,对人才非常重视,人才政策大批出台,特别是‘千人计划’,给有能力和有志向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也给了我突破‘玻璃天窗’的机会。”庞剑感言,重庆配合“千人计划”,制定了很多措施,包括物质的和精神上的,给予“千人计划”专家很多的关心和帮助,这些都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2008年庞剑加入长安汽车时,公司从事噪声与振动的工程师有30人,已拥有一个投入4000万元建设的世界一流消声室。4年来,公司在噪声与振动实验室上的投入超过了2亿元。“公司非常重视人才。”庞剑说。截至目前,长安汽车拥有10名入选“千人计划”的专家。“公司给每位专家配置专门的团队,领导定期与专家座谈,听取意见,长安汽车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工作环境和技术水平都是国内一流,我在这里能够大显身手,实现我的目标。”庞剑很满意长安的条件。
张永忠:享受总裁待遇的一线工人
张永忠,长安汽车发动机维修工,获得的各类奖励“不胜枚举”,包括“中华技能大赛”“中国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得者,重庆市“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等等。在公司内部,他也是唯一一位享受总裁待遇的一线工人。
在长安汽车二十多个寒暑岁月里,张永忠调试维修了上万台发动机。发动机对他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点一滴积累提高的张永忠,从一个对汽车修理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逐渐成长为发动机“医生”,也成为长安汽车发动机质量的把关人。
在工作实践中,善于总结研究的张永忠还磨砺炼就了一身发动机调修的真本领,归纳总结出“望、闻、听、切”发动机调修四字诀。
一次,在厂里的技术交流中,张永忠发现G系列气门调整螺钉成为影响生产速度的瓶颈。为提高生产效率,张永忠想到了解决这个瓶颈。心动不如行动,张永忠首先找到日本厂商,但对方提出需要运回日本,而且不能保证一定能解决。
这可引起了张永忠的强烈愤慨。“不求别人,我自己来!”,为了这件自己“争取”来的事,张永忠开始了日夜鏖战,自己动手设计、画图纸,试验,再修改,推翻重来……如此反复,着了魔一样的张永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就是要把这个瓶颈攻克掉,我一定要做到!”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不服输的意志和努力,张永忠最终真的做到了,不但突破了生产瓶颈,提高了生产效率,还获得了国家专利。之后又陆续攻克“F系列发动机PCV阀装配难关”“快速换装气门油封”等攻关项目,都获得了国家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