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
来自诺奖的警示:太过循规蹈矩的高教或难出大才

    最近,高校学子应该都会对这两条新闻有所关注:一是2018年诺贝尔奖的逐步揭晓;另一个是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进入正式报名阶段,238万人报名增幅创新高。

    两个似乎并没有多大关联的新闻,但对于我们的高校和高教而言,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

    先说万众瞩目的诺奖。这几天随着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等奖项的陆续揭晓,国人又开始了对各位获奖者科研经历的大讨论。这一次,近邻日本又揽获一项诺奖。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使得近18年以来日本诺奖得主增至18人。平均每年一项诺奖,日本对此似乎有如探囊取物般简单。

    而同为亚洲强国的我们,对诺奖的渴求则是与日俱增,在羡慕嫉妒恨的同时,我们难道不应该问问为什么吗?

    2005年因“烯烃复分解反应”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国化学家罗伯特·格拉布在谈到中国学者的学术创新时认为,中国学者目前的学术成就和创新关联度还没有那么大,这主要源于他们所接受的这样或那样的教育让他们过于循规蹈矩;

    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他重点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这些并非是诺奖上的非典型案例,而是普遍存在的观点。

    2011年因“先天免疫系统激活”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免疫学家布鲁斯·博伊特勒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有时不要循规蹈矩地思考问题,在科研和生活中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也不必大惊小怪;

    2014年因发现新型节能光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名日本出生的科学家则是从企业科研起步,之后进入大学成为教授。校企合作的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在欧美国家的实施也不失为“叛逆人才”培养的一种模式。而在国内,这些“学术叛逆”行为并不被提倡和鼓励。

    没错,诺贝尔奖非常青睐“叛逆”型人才!

    而在国内,家长会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短期看起来抢到了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从长远来看,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

    别以为这一点只存在于幼小教育,大专院校的高教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信问一问今年报名考研的238万考生,到底为什么考研就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进而或许也可以明白我国很难染指诺奖的根源。

    一直以来,好奇心加质疑精神,做基础研究不功利,被认为是当代的科学精神,其实就是成功科学家身上夜以继日努力,必然会受到幸运女神的青睐。当然,离经叛道的意义不是偏离科研成才的轨道,而是激发个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这不仅是我们的学子所缺乏的物质,更是我们的教育机构缺乏的认知。

    多位诺奖得主的经历告诫我们:书读得再多、学问再深,也不过是循规蹈矩式的研究,很难做出创新研究。

    当然,当前我国大中小学的评价考核机制也应该有相对的改革。因为创新不是灵机一动,更不是灵光闪烁,而是由基础知识日积月累铺垫而成,需要改革人才培养的常规机制,发现和挖掘“叛逆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大中小学在面对“叛逆人才”之时,需要防范各种没完没了的考试扼杀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

    此外,当前我国高校要更加注意引入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机制。当前高校普遍沿用传统的学科培养体系虽有改观,但依然是大学科研的主体,而未来的创新人才往往是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硕果。

    (大学生科技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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