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核电发展
“核电项目可以建，但别建在我家门口”。这是很多人的心理想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于市民的抗议，连云港退出了核废料工厂选址名单。其实，连云港只是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邻避事件”中的一起而已。
“公众对核能及核技术利用的信心是源于核与辐射安全、防护的理念。”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总工陈晓秋说，天然辐射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人工辐射也大量使用在医学、工业和农业生产中。
陈晓秋表示，但随着人们对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及对人体健康危害的认识加深，加上原子弹爆炸、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日本福岛核电站等核事故的发生，公众“恐核心理”有增无减。他认为，消除人们的“恐核心理”，一方面应加强监管核和辐射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大沟通和科普，实现信息公开透明等。
“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往哪建？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厄黑尔首次提出了“邻避效应”的概念，英文字面直译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在邻避设施的选址和建设过程中，附近社区、公众通常持反对态度，这种反对常常是情绪化的，经常通过请愿、游行、诉讼乃至暴力方式阻碍设施修建。
资料显示，邻避设施通常具有满足某种社会需求的功能，旨在为地区或整个国家提供福利，但同时对健康、财产及周边环境存在直接或潜在的影响。如生态系统破坏，视觉和景观损害，声光电污染，引起社区房地产价格下跌和人口迁移等。此外，成本与收益分布不均衡，即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可享受到该设施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但大多数环境和经济成本集中在设施周边地区，由附近的公众来承担。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分布，容易引发矛盾，让设施附近的居民或组织感觉不公平。
就如核电站的选址。据核电专家介绍，由于核电站选址对人文环境，和对地质、地理、水文、气象等自然条件的严苛要求，世界范围内，核电站厂址都是稀缺资源。
我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国家核安全局和原电力部、核工业部联合进行了首次核电站厂址的全国普查筛选，基本摸清了核电站厂址家底。虽然这不意味着永无新资源再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首次资源摸底基数上，不会有太多的增加和变化。
想建核电站的话，可选择的余地很小，怎样才能让周边的公众接受呢？
从神秘到公开 从博弈到共享
“核能利用方面，我国和许多国家一样，采用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是一致的安全与防护方法，完备的安全与防护框架。”陈晓秋说，基于保护人类和环境的“基本安全目标”，确保设施的运行和活动的开展能够达到合理可行的最高安全标准。
“此外，还需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和科普，信息更公开透明，消除公众的误解等。”陈晓秋说。
以大亚湾核电站为例，项目方为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与交流，专门成立了“核安全咨询委员会”，主要由香港社会专业人士、知名人士和意见领袖组成，每年召开会议，沟通大亚湾项目相关信息，接受委员咨询和建议。科普宣传也从“应急式”向“常态化”转变，由于核电等项目专业性强，神秘感导致无力感，加剧公众的非理性焦虑。科普宣传不但突出专业度、权威性，实事求是，还通俗、贴近日常生活；信息公开从“法定公开”向“全程公开”转变，在引入监督中构建信任体系。大亚湾核电站建立了国内首个向公众开放的核电站安全信息公开平台，与机组同时投入运行；所有运行事件在两个工作日内公开，接受广泛的外部和公众监督等。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认为，项目还要从“博弈型”向“共享型”转变，建立更完善的利益补偿与平衡机制。“如台湾很多垃圾场建成花园式的，还建了健身房、游泳池等，垃圾场附近居民免费使用。通过种种优惠和便利措施，让垃圾场等项目周边居民感到实惠，感到这些项目与自己生活是和谐的。”
国外应对“邻避效应”的策略
其实，“邻避运动”不仅发生在我国，国外也频频出现，如美国尤卡山核废料处置项目选址超25年至今未获建造许可证，英国高放废物处置场选址至今未获实质性进展等。
法国超过75%的电力供应来自核电，在让公众科学认识、接受核电，应对“邻避”方面，法国积累了丰富经验。
纵观法国的经验，赢得公众对核电等项目的信任与支持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需要开放透明的态度、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及强有力的监管机制。
据悉，法国在2006年颁布《核透明与核安全法》，法国最主要核安全监管机构——核安全局也被赋予独立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独立监管法国民用核设施安全和辐射防护、实施事故调查和应急管理。每年向议会提交核安全评估报告并为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保障从业人员、公众健康及环境不受核能利用活动的危害等。
法国《核透明与核安全法》还明确规定，公众有权准确、及时获取与核项目相关的信息，任何核项目开展都必须与公众沟通。
据统计，自2002年以来，法国核安全局平均每年在其网站发布700多份监察报告供机构和个人调阅。该机构还通过公共信息中心、官方网站和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向公众普及核知识，组织展览、电影放映和研讨会，接待民众访问等。
（科技日报北京1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