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实践和研究中，很早就对生物多样性有较多的认识，并记述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

    华夏物种的翔实记载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古代动物植物名称的记载和分类。如有关鸟类的雉、鸡、雀、凤等字，都从“佳”形；虫、蚕都从“虫”形；有关谷类植物大都为“禾”形；各种鱼都用形状表示：由此可见，远在人类社会初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对虫、鱼、鸟、兽的分类有了认识的雏形。春秋战国以后，出现了一些有关动植物方面的著作：如《山海经》不仅著录了各地动植物的名称，而且描述它们的形态特征和用途；《诗经》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诗句中有大量动植物的名称，如：麻、谷、桑、枣、稻、韭等等，孔子曾说学习《诗经》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三国时期吴人陆玑所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所涉及动物和植物进行注解的著作，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有关动植物的专著”。

    此外，完成于西汉的《尔雅》，用草、木、虫、鱼、鸟、兽、畜概括整个动植物界的种类，是古代动植物分类研究的重要成就。《禽经》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部鸟类学专著，著录鸟类70多种，包括命名、形态、种类、生活习性、生态等内容。宋代的《菌谱》共著录食用菌11种，对每一种菌的生长、采收、形状和色味，一一作详细说明，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用菌专著。明代的《闽中海错疏》，共记载了福建海产动物200多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海产动物专著。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共计介绍植物1714种，所述植物产地涉及我国现在的19个省，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区域性植物志。

    万物共生的先贤之道

    我国古代的文献不但记载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并且对生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和利用，有很多精辟的论述。

    对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必要性，《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即认为世间每个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发展的规律，并不互相妨碍。

    强调生物多样性还体现在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上。道家认为万物是平等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是说从“道”的角度看，万物生来平等，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而世间的贵贱之别，只是人的自我感觉而已。《庄子·秋水》中还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箔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意思是说人只是宇宙间极微小的一分子，并不像人类自认为的那样是万物之主。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见解，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旨已经比较契合了。

    我国古代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还表现在对农业灾害的防治上。人们认识到一些物种的不同抗灾性能，就根据各地的气候、土壤等具体情况，选择多样性的作物品种。如北方地区多旱少雨，多风干燥，《齐民要术》里记载了24种抗风品种，这些品种的选择奠定了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基础。再如在应对虫灾方面，人们观察到有些鸟类喜食蝗虫等虫类，政府就发布法令保护这些益鸟。《宋史·五行志》中记载，“翙鹆食蝗，禁捕翙鹆。”元代时人们发现蝗“在地者为鹙啄食，飞者以翅击死，诏禁捕鹙。”达到了消除虫灾的效果。这些史料证明，当时人们已了解到自然界中事物相互克制的道理。

    古代这些大量文献的记载，不仅证明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且对世界近代生物学的研究和开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