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红色文化主潮的社会影响，建党历史电视剧《觉醒时代》几乎形成万人空巷般的收视率。一夜间，百余年前北京大学的五四精英们家喻户晓，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时期的历史发展，再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伟大先驱们的光辉形象。参与《新青年》编务的文化同盟胡适，也“闪亮”登场。青年胡适提出的著名“十字真言”，具有一定的科学思想启迪与方法论意义。

    当年胡适提出一个重要论点：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后来被称为开展学术研究的“十字真言”。如果联系现代创造学奠基人奥斯本的“BS法”，在比较中辨析二者的特点，会发现科技传播在思维科学、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很多独特价值；所谓科学研究方法的“十字真言”，也包含一定的现代创意。

    奥斯本1941年著《思考的方法》中提出“头脑风暴法”简称“BS法”，是一种通过群体相互激励引发创造性设想的方法，在美、德、日等国得到广泛推行与逐步改进。“BS法”与“十字真言”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研讨问题的方法途径大体类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都立足于大胆地畅想与假设。显然，这是一种兼容演绎与归纳的“求异思维”。胡适说“根据经验的暗示，从活的经验里涌出的直觉，是创造智慧的主要成分”。这和奥斯本所讲的激发脑海“风暴”基本属于同一类型。其次，二者都要求严格地评估、检查“假设”推导而来的结果，奥斯本称之为“反头脑风暴法”。胡适既强调“小心的求证”，又非常重视“细心收集事实”，他还提出对每个论据要问“五个为什么”等严格条件。当然，胡适的“十字真言”由于只是一种个体思考方法，而“BS法”则是群体思考以引发“全息共振”和“连锁反应”，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但作为一种现代思维方法，“十字真言”仍然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

    胡适强调“十字真言”渊源于其师杜威的《思维术》，其中“五步法”里“最重要的是第三步提出假设”，可以看作是胡适借以发挥创意的逻辑起点。1910年杜威出版了他的名著《思维术》以后，很久也未能得到实践意义上的推行。10年后却被他的中国弟子胡适提炼、改造成“十字真言”，并用以触动了整个“五四”时期中国学术、思想乃至文化界的“思维神经”。这标志着“五四”先驱们追求“科学的方法”的时代觉悟，和逐步走向思维科学化、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十字真言”的历史意义和真正价值也正在这里，因为在胡适之前我国学术史上还没有人明白地说过这一点，就连所谓现代创造学的奠基人、美国本土长大的奥斯本提出“BS法”，也比胡适的“十字真言”晚了20年!

    “五四”时代的胡适，一直以“科学家”自诩。1918年他发表《论短篇小说》就强调“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并比喻为：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断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龄，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这里，胡适形象地借助现代植物学知识，动态、逼真地表达了他对于“短篇小说”体式的看法，奠立了现代小说观念的科学化价值取向，字里行间，都反映出他那根深蒂固甚至有些偏激的自然科学崇尚。他批评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的中庸思想，为此还塑造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的小说形象，来对比“科学可以减轻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他认为“现代世界文化第一个理想目标是充分发展科学，充分利用科学的成果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整理国故”开始清理传统文化，采取怀疑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往往成为“科学主义”兼“实证主义”交杂的新时代考据“朴学”，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改良与发展的根本问题。直到胡适晚年，有个原来学文科的女生告诉他：“我现在不学神学了，也不学历史了。我改学化学！”胡适马上高兴地把她拉到身边，一如既往地崇信“赛先生，活菩萨”，鼓励她：“应该学自然科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