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赛先生 

    五四前后，鲁迅在北京参加了陈独秀主持《新青年》杂志的编务工作并不断撰稿，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并肩战斗的主将和五四文坛的旗手。他和陈独秀是同辈人，自然把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看作“世侄”，以表达作为长辈的亲切和关爱。1926年秋，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郭沫若随军北伐后，时任粤区党组织最高负责人的陈延年提议并筹划、邀请鲁迅先生，及时地到广州来接任郭沫若的职务。

    陈延年（1898—1927）又名遐延，自幼沉默寡语，学习十分聪敏，先后入法语补习学校、震旦大学读书；后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束缚，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加入早期共产党组织并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他担任广东地区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陈延年接替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他在领导“省港大罢工”、组建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及抵制张国焘错误指示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年，鲁迅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陈延年亲自召集广东区委和中山大学党组织开会，专门研究“如何欢迎和团结”鲁迅先生的工作等具体问题，认为“鲁迅是能够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陈延年强调指出，“鲁迅过去是一贯面向真理，站在革命方面的”，为此他亲自指派“学委”书记毕磊与鲁迅先生联系。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校后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但不同意由校方为他组织欢迎会，还接连拒绝了戴季陶、孔祥熙等“名流”的宴请。陈延年闻讯后，及时地指示毕磊：将中山大学和广东的情况如实地介绍给鲁迅。陈延年认为，鲁迅先生只要客观地了解到广东和中山大学的真实情况，他“自己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果然，遵照陈延年的部署、安排，1月25日即鲁迅到校后的第七天，由毕磊组织为鲁迅先生召开了中山大学师生欢迎大会，鲁迅应约出席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热情演说，给广东教育界、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们很大的精神鼓舞。

    文献记载这时的鲁迅，身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校教务主任，是当时中山大学由“国民政府”聘任的“唯一正教授”。因为那时还在“国共合作”时期，有一天，鲁迅问中山大学的中共党支部书记：“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接着，鲁迅又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在交谈中，鲁迅多次称呼“延年“是他的“老仁侄”。陈延年闻讯非常高兴，尊称鲁迅为“父执”。1927年3月，鲁迅向毕磊提出“想见见陈延年”。得到汇报后，陈延年立即安排时间，在广东区委办公室会见了鲁迅。不久，陈延年根据中央安排离开广州去武汉，临行前又特地召集毕磊等人开会，指示、要求他们继续支持和帮助鲁迅。陈延年联系当时复杂、艰险的斗争形势，分析、评估鲁迅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十分坚定地指出：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鲁迅就越能站到我们这边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事实的确如此，正是南下广州的前后，鲁迅逐步完成了由信仰“进化论”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转化，也见证了大革命时代“血与火“的残酷斗争现实。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反动派也大肆搜捕、残杀共产党人。4月15日毕磊被捕，鲁迅闻讯冒雨回校，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措施，明确指出：学校有责任营救，五四时期我们在北京就是这么做的。但遭到反动当局的阻挠，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鲁迅义愤填膺，回到住处连晚饭也吃不下，最后决定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

    1927年9月底，鲁迅离开广州去上海，身边一直带着毕磊送给他的《少年先锋》等杂志，表达对共产党人的深情怀念。恰在此时，传来国际社会推荐鲁迅进入“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消息。鲁迅当即回函：“我不愿意如此……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可见，鲁迅首先想到的是革命前途、民族命运和现实社会里“普罗”大众的生活苦难。从此，鲁迅开始了直接向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英勇抗争的光辉征程。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