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大光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在1871年打赌说，人类生来就是另一种食人的类人猿，而教化我们进步的是文化，而不是生物学。达尔文从数学角度解释了文化的巨大力量，并称只有承认这一点，社会才能变得道德和公正。达尔文的赌注被压制了一个半世纪之后，进化论道德和文化专家詹姆斯·迈尔斯在他的新著《达尔文的赌注：食人基因、人猿和进化的最后战役》，从另一个角度探究文化在人类进化中的意义。

    达尔文的赌注是什么？达尔文打赌称，人类的进化遵循着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完全相同的规则。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达尔文写道：“我完全赞同那些作家的判断，他们认为，在人类与低等动物之间的所有差异中，道德意识或良心是最为重要的。”“我提出了道德是由生物还是文化决定的问题。道德感是否由生物学决定可能涉及伦理的能力（即判断人类行为对错的倾向），也可能涉及为指导人类行为而被接受的道德规范。伦理能力是人类本性的必要属性，而道德规范是文化进化的产物。人类之所以有道德感，是因为他们的生物构成决定了道德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预测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在多种行动方案中做出选择的能力。道德行为在进化中产生，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适应性，而是作为人类具有卓越智力能力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智力能力是自然选择直接促进的一种属性。道德规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它解释了不同人群之间文化规范的多样性及其随时间的演变。达尔文颇具争议的理论认为，女性在竞争的男性之间的选择导致了不同的种族特征。

    达尔文的生物适应理论解释了攻击性，也解释了社会性和人类之间的合作。然而，从数学上讲，哺乳动物之间的合作必须受到严重限制，而自然选择无法解释诸如正义、公平竞争和美德等情感的进化。达尔文的赌注是人类自我理解的转变，正如生物学承认文化的巨大力量，也承认并非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达尔文认为，在个体层面上的选择，或者在基因层面上的选择会给我们带来“没有恶也没有善，除了盲目、无情的冷漠”，正如理查德·道金斯后来所写的那样。自然给了我们冷漠，而文化给了我们善良和邪恶。文化在另一种冷漠的食人类人猿身上起作用，创造了这个世界上恶魔。

    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埃德·威尔逊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社会生物学。社会生物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人类某些行为至少部分是遗传的，并能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它始于一种观点，即行为是随着时间而进化的，就像人们认为身体特征是如何进化的一样。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动物的行为方式已经被证明在进化上是成功的，这可能导致复杂的社会过程的形成。根据社会生物学家的研究，许多社会行为都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行为，如交配模式、领土斗争和群体狩猎。就像选择压力导致动物进化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有效方式一样，它也导致了有利的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因此，行为被看作是在群体中保存个人基因的努力，某些基因或基因组合被认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特定行为特征。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认为，不太适应特定生活条件的特征不会在群体中持久，因为具有这些特征的有机体往往存活率和繁殖率较低。社会生物学家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模拟人类行为的进化，将不同的行为作为相关的特征。此外，他们还在理论中加入了其他几个理论成分。社会生物学家认为，进化不仅包括基因，还包括心理、社会和文化特征。当人类繁殖时，后代继承父母的基因，而当父母和子女共享遗传、发育、身体和社会环境时，子女继承父母的基因效应。社会生物学家还认为，生育成功率的不同与该文化中不同的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水平有关。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