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缘，书有书缘，嗜书之人邂逅一本书并爱上它，大体也都有缘。

    话说将近20年前，我注意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圈子”里，“范式”和“范式转换”这类用语特别流行。稍后又发现，它竟还“俗”到了大众文化之中，乃至穿插于美国的一幕滑稽剧里——

    一只雏鸡破壳而出，环顾四周，啾啾叫道：“哎呦，范式转移了！原来这就是范式转移啊！”

    范式，这个读来感觉特别有“范”的词，出自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之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好奇心促使我慕名找来了这本书的中译本，此时我才发现，译者居然是我熟悉的、有师承关系的两位学者朋友金吾伦与胡新和（可惜二位如今都已作古）。还记得品读期间，我的一位《科技日报》同事好生奇怪：“这种书你也看得进去？”我回道：“不是很好看，但仔细咂摸，还是挺有味道的。库恩以科学史的案例研究为基础来理解科学，是个不错的路径，也算一种治学方法吧。”

    2012年，适逢库恩诞辰90周年和《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半个世纪，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这部名著的50周年纪念版，其封底印有如下一段文字：“一本好书或许能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而一部伟大的书，则会改变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实际上会变成我们日常思维的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或许都可以追溯到1947年夏季，令库恩难忘的一个顿悟。

    当时，正在哈佛大学准备物理学博土学位论文的库恩，受时任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之邀，为其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课《论理解科学》做一个力学史案例研究。25岁的库恩十分珍惜这个当助教的机会——那是他第一次接触科学史并从事相关工作。他决定从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入手，寻找以前的信念是什么。

    读着读着，疑问来了：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重要建树的亚氏，“那特有的才能为什么一旦用到运动问题上就一败涂地呢？他怎么会对运动问题发表那么多明显荒谬的论点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这种错误观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后继者这么长久地认真对待呢？我读得愈多，就愈感困惑。亚里士多德当然会犯错误，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是，怎么能想象他会错得那么离谱呢？”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库恩沉思着这个谜一般的问题，将视线转向宿舍窗外的葡萄架和它投在窗上的阴影。就在此时，“我脑中的碎片突然以新的方式排序、组合在一起。我惊呆了。”他一下子领悟到，亚氏赋予其基本概念的含义，与现代物理学全然不同。其实，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阅读那些他一直苦苦攻读的文本，从而理解有关的入门途径。领会了这种新“读法”，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学会以亚氏的视角考虑问题，“许多明显的荒谬也不见了。”

    阅读亚氏所得的教训，使库恩也明白了应当怎样去读波义耳、牛顿、拉瓦锡、道尔顿、玻耳兹曼和普朗克等人的书，并认识到，文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读方法，拿现代最易于理解的方式用到过去，往往不合适。他还提出一条原则：“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出文本中明显荒谬之处，再问问你自己：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你找到了一种答案，我还要说，有些段落虽然讲得通了，但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重要段落，以前你自以为懂了，现在意思却全变了。”

    库恩自信，他那种解读文本并找到其意义的非凡才华，在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概念结构时派上了用场。而与柯南特一起工作，也使他第一次相信，历史研究会产生出对科学研究之结构和功能的崭新解释。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如他后来所言：“我自始自终的目标是从历史中研究哲学……我想教会自己足够的科学史知识，使自己立足于科学史，从而进行哲学研究。”也就是说，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结合，以科学史的案例研究为基础来理解科学、从事科学哲学研究。

    此时，库恩已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他心中也有了雏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