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65年的时候，溥仪得了肾盂癌，先是右侧，后来左侧也得了。因为右侧肾已经切除，左侧就不能再做切除手术，只能做放射治疗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年轻大夫，给老院长吴桓兴教授做助手。那时吴院长主持溥仪的治疗工作，所以我和溥仪也有接触。一两年前溥仪第一次患癌症的时候，在协和医院住院，我们也去参加会诊，所以前后跟溥仪大概有两三年的接触。溥仪那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头儿，跟他年轻时的脾气也完全不一样，穿着比较随便。他跟医护人员的关系非常好，对人很和气。

    有两年过春节的时候，溥仪都给我们拜年。当然，那时候溥仪就是一个普通病人，过年了见人就作揖、拜年。我回家跟我父母说：“你们看，今天皇帝都给我拜年了。”

    有一天，在我们老院（当时称日坛医院），吴院长进到机房帮溥仪定位。照射的时间一般很短，完了以后就坐在外边跟他聊天。那天，溥仪很高兴地说他要上王府井逛街。他说：“你看现在我做一个普通人多好，非常自由，爱上哪去就上哪去，但我不幸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头，前半生几乎都是在别人的监视下生活。我是个非常软弱的人，连个苍蝇、蚊子都不敢打死。”他开玩笑地说：“当年我结婚入洞房的时候，就有四个老太太在那看着，我也没那个本事，我就跑了。”后来我和我们老院长谈了：“您看看一般老百姓都羡慕当皇帝，可是皇帝又羡慕咱们。这正是钱钟书的‘围城’思想，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

    后来，意大利导演要拍一部叫《末代皇帝》的电影，那个摄制组曾访问过我们老院长，我也跟着参加了。访问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这个故事，它代表了溥仪晚年的一些真实思想。实际上，当时他们也提到溥仪特别喜欢自由。溥仪的确是觉得他的晚年生活很好，很喜欢做一个普通公民。

    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皇帝也有。对溥仪的前半生我不予任何评价，我也不怎么了解。但是我觉得在他晚年作为病人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还是很欣赏自己过的普通人的生活，感觉特别好。后来乔羽同志在《末代皇帝》电视剧里头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抛弃了金玉枷锁便是自由。”

    我说这个故事，就是说大家应该热爱自己的生活。人不可能全部顺心如意，皇帝未必幸福，我们未必不幸福。皇帝也有皇帝的难处，这样大家对今天的幸福会有更多的理解。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临床肿瘤学家。选自《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访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