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和三伯联合主持家政的近30年时间里，苏家的家业、名声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三伯德高望重，族人和乡邻无人不服；母亲的贤德、善良和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品德，同样有口皆碑。作为苏家成员，我们兄弟姐妹都感到十分自豪。但是，无论我们多么热爱这个大家庭，苏家还是在大环境的恶化中败落了。1944年春夏之交，日寇第四次进犯长沙；是年6月，长沙彻底沦陷，家乡双塘也成沦陷区，全家人再一次被迫逃难。

    以前日寇三打长沙，获胜的都是中国军队一方，我家都还有机会恢复家业。但这一次国军败得很惨，长时间逃难归家后，田地荒芜，作坊碾房垮塌，牲畜尽死，城里的铺面损失更惨，几乎什么都没有了。面对这凄惨的景况，只好忍痛决定分家，各家自寻活路。于是，一个曾经温馨兴旺的大家庭，就这样被战乱撕裂了。

    分家时，在财产分割上，三伯父和我母亲都主动让利，整个分家过程没有任何争吵和纠纷。这样平静、顺利分家，在乡下是极为罕见的。虽然我们这个大家庭垮了，但家庭成员的精神却没有垮，苏家的家风也没有坍塌。最后一餐分家饭，由我母亲主持，全家妇女参加操办，在堂屋里开了八桌，全家老小包括嫁出去的姑母姐姐在一起，哭哭啼啼吃了一下午。今天我写到这里，回忆起当时的凄凉情景，仍泪流不止。

    在我的印象中，尽管苏家大家庭遭遇了很大的变故，母亲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乐观精神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她热心助人的风格也一直未变。当地没有接生员，中医都是男性，至于上医院生小孩，对那些贫穷的乡亲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妇女怀孕产子是个大难题。母亲不知从哪儿学来了助产术，成了义务接生员，也是当地惟一的接生员，几乎每家每户产子都要请她帮忙。而她也一直乐此不疲，有求必应。

    对父母的助人为乐，早年我还有过这样的疑惑：我们家已经破败了，哪还有余力帮助别人？但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父母为善的价值：我们家穷过、苦过，但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悲观过，也从来没有过弱者的心态，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劲头。这跟父亲的积极行善、母亲的热心助人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行为给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个强烈暗示，让我们明白自己不是弱势群体，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样的认识，对处于成长中的我们非常重要，使我们从来没有产生过自暴自弃的念头。

    所以说，为善，与其说是在帮助别人，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还是自己啊！

    母亲一生育有五子二女，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拉扯成人。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和我的关系最为亲密。父亲每天在外忙碌，很少关心母亲，也从来没有帮母亲做过家务，家里的一切主要靠母亲操持。母亲年轻时，精力充沛，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也能帮她，所以，家里的事还打理得比较轻松。进入中年后，母亲的精力大不如前，正是需要帮手的时候，哥哥姐姐们却相继结婚，有了各自的家庭，而两个弟弟年幼，又帮不了什么忙。这时候，我已有七八岁，能做点事了，几乎成了母亲惟一的帮手，经常帮她做点零星小事，也常听她唠叨往事，替她消解寂寞。因此，我们母子的关系，特别亲近。

    母亲的晚年大部分时光是和我一同度过的，两人在一起仍有说不完的话，几十年耳濡目染，她的性格脾气以及价值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我不敢妄言继承了母亲的全部高尚品德，但崇高的母爱始终是鞭策我做人的动力。

    1983年冬，母亲83岁高龄在家乡无疾而终。我知道母亲不爱虚荣，主张丧事从简，不料遭到亲族邻里的一致反对。许多受过母亲恩惠的人络绎不绝赶来吊唁，尤其是五十多岁的这拨中年人，几乎都是我母亲接生的，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来送老人家最后一程。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渔民，平时跟我家并无来往，听说我母亲离世的消息，他马上赶过来在我母亲灵前磕了三个头。他告诉我，他这条命是我母亲给的，当时她的母亲难产，母子生命垂危，是我母亲闻讯赶去接生，救了他母子的命。他动情地说：“几十年了，我想报答，却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搞‘烂肉饭’（注：长沙人把丧宴叫作“烂肉饭”），桌上的鱼我全部包了。”随后，他冒着严寒在河里打来100多斤鱼，我想照价给钱，他不收，还气得骂了我几句，甩手就走了。

    人间难得是真情。母亲虽然平凡一生，却用自己的真心赢得了人们的热爱，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