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日，我来到东京，开始了4个月的访问学者生涯。我“挂单”在庆应大学，住处距离校园很近。当天傍晚，我走进这所久已闻名的大学，徘徊在创始人福泽谕吉的雕像前，思绪万千。这个人一生没有涉足官场，却以自己的思想引领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为远东之东的岛国，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书写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多少风云人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壮怀激烈，成败兴亡，难道不值得追寻吗？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决定寻找这个国家近代发展的轨迹。我阅读历史书，外出游览也有意去探寻斑斑史迹。每有兴会，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记录下来。我在“界面”网站开了 “扶桑读史” 专栏，大致每周发表一篇。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鸣，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年11月底回国后，我继续写“扶桑读史”专栏，直到2019年11月中旬，完成最后一篇《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才结束了一段奇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完成了60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历史跨度，从1853年的“黑船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整60年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为之。不过，这些文章绝不是按年度选择的，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想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告别旧体制、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

    一位朋友问道，“读你写的这些文章，为什么感觉就像在写中国呢？”我心中也常有类似的困惑。夜阑人静之际，面对日本近代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追索其思想轨迹，审视其进退选择，也时常陷入迷惘，为什么他们和中国人物这么像呢？比如那位森有礼，当年是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健将，后来却成为极力维护专制体制的国家主义者。中国近代以来这样的思想转向者还少吗？再如，日本开国之后的“爱国贼”们，以爱国者自居，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卖国的本国人士横刀相向，肆意砍杀，中国这样的“爱国贼”不也是很多吗？

    其实，在1853年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与世界隔绝，酣睡在太平梦中。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所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问题是，坚船利炮打破了停滞宁静的迷梦，东亚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 “国家向何处去” 同样的问题。

    尽管中日两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迥乎不同，一个被动而顽固，一个主动而决绝，但是历史大脉络惊人地相似，因为它们要完成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活跃在历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对“国家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并据此决定个人的选择。因此，不同国度出现许多相似人物、相似事件，并非不可理喻。

    我在日本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至今仍然面对着一百多年前的命题。从1853年到1912年，日本6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也浓缩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至今尚仍未完成）。由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反复，所以现在仍然可以在日本那60年里找到对应的问题。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考。

    比如，19世纪90年代，追赶西方国家初见成效之后，日本社会就开始出现了宣扬日本“特色”、维护“国体”的保守主义舆论。再如，在20世纪初实现工业化之后，日本出现了“和平崛起”与“武力崛起”的争论。虽然国家不同，时代各异，但是我常常为中日两国的相似性而惊叹，恍惚有时空错乱之感。

    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国家要走在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因为 一个国家一旦踏上错误的道路，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日本，在1930年代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思想启蒙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只要一天不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就一天也不能松懈。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国内出现了沾沾自喜、自骄骄人的舆论氛围。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所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这句话对中国来说，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沉溺在已有的成就，不以比较分析的视野来衡量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得失进退，就难以清醒而深刻地认识现实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同样，以日本为鉴，可以知进退。

    在这个意义上，读懂了日本，也就读懂了中国。

    （作者系《财经》杂志主笔。这是作者为《国家的启蒙》一书写的自序，授权本报发布。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