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知理

    长期以来，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成为很多科普领域的研究者甚至是实践者口中时常提及的一个术语，同时把以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为基础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作为缺失模型的典型代表。

    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个术语是由社会科学家提出来的，比如齐曼（J. Ziman）在1991年于《科学、技术和人文价值》（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中发表了题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文章，将同名报告所阐述的范式称之为缺失模型，实际上齐曼的文章是1990年4月于伦敦举行的“科学与技术的政策和公众”（Policies and Public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会议上的发言摘录。同时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一本由杜兰特担任创刊主编的新期刊《公众理解科学》将有望于1991年4月发行第1期。

    另外一个说法是该模型由布赖恩·温在1988年5月为于兰卡斯特举行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倡议第一阶段之下的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科学政策支持小组研讨会撰写的一篇草案文件中提出来的。若要提及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中的缺失模型，就不得不提到约翰·杜兰特（John Durant），基于英美的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科学态度，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定量调查，他与同事于1989年在《自然》杂志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文章，而且他还要求该模型的批判者不仅要出题，还要提供答案，也就是说若要废除或摒弃缺失模型，那么有哪些替代方案？

    该模型的假设是：更多的知识会增加对公民参与的理解和机会。按照这种观念，公众对科学技术事务采取的任何消极立场都当然地被解释为缺乏科学知识的表现，科学知识因而被不加批判地赋予了积极的或正面的价值。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在于，需要面向公众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播，以正规的学校科学教育为主，以对成年公众的继续教育和媒体新闻报道、博物馆科技馆等非正规活动为辅。

    人们为什么要关注公众理解科学？杜兰特以4点理由来阐明，他用英美的调查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梳理。同时他认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支持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其趋势则是知晓度越高，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则越积极，但将公众对具体的科学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的态度做一般化的延展，可能也是不明智的。

    而齐曼则是对缺失模型持批判态度的，他希望探讨大家怎么看待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在论述了不同的人有时候会对什么是科学给出的不同的界定，并因而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来改善科学的传播，让科学传播到定义明确的边界之外后，他认为实际上试图仅从公众的无知或者说不具备科学素养方面阐释这种情况的简单的 “缺失”模型，并不能为很多研究的结果提供充分的分析性框架。这是因为科学知识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对此他也提出了一些支配人们接受和利用科学知识的原则。毕竟科学知识的接受并不是与感情无涉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真实的世界中发生于对科学有真正兴趣的真实的人们之中。

    在2017年2月一篇题为《挖掘缺失模型的来源》（Digging for the roots of the deficit model）的博文中，诺丁汉大学教授布里吉特·内利许（Brigitte Nerlich）认为，缺失模型的两个原则是A把知识传给B，但却忽视了B可能具有某些知识的这一事实，以及科学家认为向人们传播知识可以让他们接受或支持科学，并且给予更多的知识会给科学带来更积极的态度。

    应该说，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于是，内利许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这个模型到底来自何处，其实证基础是什么，谁持有该模型所总结的观点，等等。带着这些问题，她回溯了该报告，但是并未从中发现对缺失模型有任何显性的或隐性的背书。

    内利许进而考察了布赖恩·温与同事在1988年撰写的文章《公众理解科学：从内容到形式》（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From contents to processes）。该文引述了弗雷米林（J. H. Fremlin）的图书《电力生产：风险有哪些？》（Power Production: What are the Risks） 中的观点，并进而假定了缺失模型。她还进一步分析了齐曼等人的文献，显然也没有找到缺失模型的实证基础。不过她认为，不论该模型起源于何处，克服这种模型引发了对科学传播和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思考，它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强调了科学写作、科学新闻和科学传播的重要功能，也就是提供了人们获取信息、知识和事实的途径。

    西米思（Simis MJ）等人在2016年的文章《理性的诱惑：为何缺失模型在科学传播中持续存在》（The lure of rationality: Why does the deficit model persist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中用四类推理和实证数据阐述了为何他们认为该模型仍然在科学传播之中持续存在，并且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缺失模型”对于某些明确的分析目标是有意义的，科学的大众表征与专业表征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等等。这与内利许的某些观点也有着内在的关联。

    尽管缺失模型遭受到了很多批判，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内，我们会发现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出现了“同时在场”的情况，正如刘兵教授所言，“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的区别并非是历史的或是层次的, 三者只是侧重不同, 无论传统科普还是现代科普, 其本质都是科学大众化的实践活动, 只不过内容发生了变化”。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