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在舞台上面对观众和镜头讲述我从事天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故事，然后还要现场讲一节课。在彩排之后，导演问我，“听了你的课，然后呢？你讲的银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让观众感兴趣。不能让观众感兴趣，我要讲述的所谓科学真理就不会被记住。

    “然后呢？”这个问题我们小时候问过太多太多次。妈妈为了让我们睡觉，伏在我们的身边，借助床前昏黄的灯光给我们讲小猪、小羊或是小红帽的故事。听到紧张的时候，我们问妈妈：“然后呢？然后呢？”带着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睡着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童年，这是我希望让我的孩子、我的学生、我的讲座的听众和论文的审稿人们得到的美好。我希望他们在读了、听了、看了我的“科学真理”之后心中暗暗问一句，“然后呢？”他们问了，就会听下去，看下去，记下去。他们没有问，就会有伪科学、荒诞的综艺、更好的论文把他们的注意力抢走。

    《科学需要讲故事》对我而言，简直是在大旱之年发现了清泉。翻译此书的过程，是享受，更是愧疚。有多少作者警告过的错误我每天都在重复？有多少乏味的讲座让我违心地鼓掌致敬？有多少篇堆砌一长串“科学真理”的论文出自我的手？我忏悔，我没有利用科学共同体延续人类的讲故事传统。我感激，这本书给了我力量，让我能像作者说的那样，让我的内容“既简洁又引人入胜”。

    有一位同行是非常杰出的天文学家。他说科学报告要讲故事（谢谢你），但是不能一直讲故事（开始失望了），因此讲故事只是用来调剂气氛和制造悬念的引入（很遗憾）。很显然，这位同行对讲故事有恐惧。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恐惧。我担心，在科学中讲故事，不够精确，不够严谨，所以不够科学。只有 and and and and，没有角色，没有 but，没有“然后呢”的陈述，才是“安全的”科学。直到我开始在大学教书，并拍摄了我的天文学传播纪录片《聊天》，我才意识到，我们必须讲故事，无论是表达科学还是哄孩子睡觉，故事都是必须，而非调剂。因为，我们的大脑有缺陷。

    《哈佛非虚构写作课》里讲了一个小故事。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边境上有一个难民营。被战乱和干旱驱赶的人们步行几个星期，赶到这里求生，因为传说这里能找到水。可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泥沼。孩子们用破布条沾满泥浆，再用力把泥水拧到罐子里存放。等待泥沙沉淀一些，就可以喝了。苍蝇在人们的眼角找水喝。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死去，这里就是地狱。到了夜晚，呻吟和呕吐的声音，喊叫和咒骂的声音，让人们睡不着觉。

    可是，隐隐的，有歌声！甜美的歌声。那不是幻觉，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出现。那是什么呀？那是在讲故事。从各地迁徙到这里的村庄，保留着一个原始的仪式——晚间讲故事。时间一到，老人们招呼孩子们聚集起来，讲故事听，伴随着歌声。千百年来，他们的文化就这样传承下来。

    人类早就发明了最好的传播信息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入睡的孩子有最美好的童年的记忆，让学生有最完整的知识记忆和学习兴趣，让读者和学术共同体看重你的工作。我们都需要讲故事和听故事。我们唯一记得住的知识，只能是包含在故事里的知识。我们唯一会感动的，只能是和自己有关联的故事中的情感。讲故事，是传播任何信息的最棒的方式。科学不例外，科学从来也离不开讲故事。听到一个好故事，你会觉得和好东西有了关系。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成了我让自己的科学传播升级换代的过程。我尝试着用这本书的精神和方法，修改我已经做过几百次的科学演讲，重新编排我的大学课堂教学，甚至修订我的学术论文。这么做，让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很有可能收益不会在短时间出现。但我认可这样的付出。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天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