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往事不可追，后事不可料，但生命存一日当有存一日之价值，或利于己，或利于他，或利于众，或利于当世，或泽被后世。总之，人生于天地之间，集万物之灵性，不应只作行尸走肉状，更应该有所开彻，有所开悟。

    多年萦思于此，久不得解。近期读到两段文章，终得释怀，此即谓之人生的“三死”与“三不朽”。

    何谓“三死”？网络小说《龙族》中有一段话：“生命只有一次，但是人一辈子却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他断气的时候，在生物学上他死了。 第二次是他下葬的时候，人们参加他的葬礼，怀念他的一生，然后在社会中他死了，不再有他的位置。 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把他忘记的时候，那时候他才真的死了 ”。

    以此衡之，“一死”人人可为。即使活了八百岁的彭祖，也终末脱生物学意义的死亡；即使拥有无上权力的“秦皇汉武”，也终其一生未得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法；即使聪明睿智如爱因斯坦，也得屈从于生物学定律。可见，“一死”前的生命长度，只是造物主配给给你的一叠“生命券”，有人用来投资，有人用来消费，有人用来挥霍，也有人不幸遭遇了“抢劫”。

    “二死”大众可为。大多数人都会生活在亲情、友情之中，死亡之时总会牵动亲朋故旧的神经，或感恩，或牵怨，或趣谈。随着年龄的增长，长辈一个又一个地故去，进而同辈人也渐渐加入别离的名单，当儿时旧识几无识的时候，恐怕也该是自己别离的时限了。这些年，几乎年年都去八宝山送别长者，也时常听闻故乡的长者仙游，每次都会牵起一段往事，忆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可是，有时也难免“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告别仪式之后，此人不复再被人忆起。

    “三死”已属小众。有的人虽子孙众多，然三代以降不复有忆；有的人虽无子嗣，然千年传而不衰；更有甚者，其言其行其功，不仅光耀当时，更是烁今及后，名动环宇，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从这个视角看，“死”不足惜，如果“死”的有价值，他（她）活的就会长一些。于家庭或家族贡献大者，子孙自会常忆常思常祭祀；于民族或部族贡献大者，后继者自会尊之敬之；于全人类贡献大者，后来者自会仰之望之。

    说到“三死”，自然就会勾起对“三不朽” 的联想。何谓“三不朽”？简言之，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三不朽”中成其一，实际上就成就了人之“不死”，或者说脱离凡人之“三死”之劫。纵观古今中外，一部人类文明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三不朽”者接力创造的。

    以立德来看，有两条大规，一是“创制垂法”，二是“博施济众”。从“创制垂法”看，古今中外甚多，中国古有尧舜禹开创的权力禅位制，伊尹、周公开创的王权制，秦始皇开创的皇权制，还有“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洋务运动”等，国际上更有《圣经》所述的创世纪，罗马帝国的共和制和君主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华盛顿、杰佛逊开创的三权分立共和制，甚至希特勒创立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等。若以“博施济众”标准验之，良制不少，恶制同样多多。所以，只有“博施济众”的良制，才可归入“立德”范畴，那些逆道而行，甚至“反人类”的恶制绝对不能称之为“立德”。

    “立功”之标准，同样有二。其一是“拯厄除难”，其二是“功济于时”。当国家、民族乃至人类面临生死存亡，或者陷于发展困厄之时，那些可以挺身而出的拯厄者、除难者，都具备了“立功”的首要条件。但拯厄者、除难者其行其为能否确定为“立功”，还必须以“功济于时”验之。有很多拯厄除难者，常常“功济于私”，如中国春秋诸侯之间的攻伐，皆无义战；五胡乱华时期的胡权更迭，几无功于时；五代十国时期的乱世之秋，更是祸乱于时。因此，我们不仅要防止祸乱天下者，亦要防范止乱“功济于私者”。前者易被辨识，其坏、其恶尽显，后者亦被蒙蔽，其坏、其恶伪之甚深，而一旦以“拯厄除难”者上位，天下或许复更苦矣。

    至于立言，古今传之最多，其要旨亦为二。其一是“言得其要”，其二是“理足可传”。言得其要，就是合乎于“道”，而“道”即规律。宇宙有宇宙的规律，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规律，那些规律发现并“言得其要”者，当是“立言”之肇始。中国古之先贤老子、孔子、王阳明等皆是得窥天、地、人道并“言得其要”者；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皆是天道发现并“言得其要”者；亚当·斯密、凯恩斯、熊彼特无疑是洞悉人类经济社会运行之道并“言得其要”者。古今中外，著书立说者众，或正朔，或异端，或先正后异，或先异后正，都受其时其地其人的局限，但“理足可传”仍是重要条件。即使我们至今科学上还无法认知的“学说”，如果“理足可传”，仍然要给予宽容。如困顿多年的量子力学，终于在21世纪有了验证的条件；长期被摒弃于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机制，终于被“改革开放”证明“理足可传”。因之，如何对待“立言”，一定要看“言得其要”，而“要”之要旨在“道”，切不可以“权”或以“利”衡量，而对于“理足可传”则要给予足够长的验证期，切不可“一言不合”就以“妖言惑众”除之。

    世间“一不朽”的人虽已不多，但仍可视为繁星如夜；世间“两不朽”的人已是少之又少，但仍可视为白天有日、晚间有月；唯“三不朽”的人几乎难觅。

    记得一位日本学者曾把中国先贤按“三不朽”梳理了一遍，得出符合“三不朽”标准的只有两个半人，即诸葛亮、王阳明和半个曾国藩。姑且不去讨论这个研究结论是否准确，以我的认知水平，我更倾向于王阳明是不争的“三不朽”之人，“知行合一”于时于今，仍在与时俱进。

    （作者系科技日报社副社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发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