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年走进人民大会堂时，易家祥没有了最初的紧张，取而代之的是从容和自信。今年两会，这位33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把关注点聚焦在创新创业上。

    从本科到博士，9年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生涯中，易家祥有一半时间在实验室度过。毕业时，很多同学选择出国，易家祥却回到家乡的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只为实现“实业报国”的梦想。入职后，他从一线工人做起，跟着车间的师傅学习最基础的技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易家祥以“一线工人”的身份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如今，这个曾经的“博士工人”已经成为四川宜宾某大型国企分公司的总经理。

    易家祥还记得，在校期间，老师和同学每天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研究课题，可到最后，大部分科研成果都成了一篇篇论文，被收入数据库，影响因子成了衡量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让已经进入企业的易家祥感到惋惜，他清楚，那些沉入数据库的论文，有很多都可以解决企业正在面临的技术难题。可由于学界和业界缺少有效的沟通机制，很多时候，双方都只能各自站在玻璃墙的一边，明明看得清楚，却难以触及对方。

    这个问题也早就得到政府的关注。2013年，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曾指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经常看到高校和地方有共建，主持各种对接活动，但效果并不好。”易家祥见过很多相关的报道，也参加过类似的活动，“究其原因，还是机制上不顺畅。”

    在他看来，国内高校虽设立了不少专门负责科研成果转化的部门，但这些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很难称得上专业。

    易家祥在去年经历了一场“很闹心、也很遗憾”的谈判。国内某著名高校的实验室试制成功了一种新工艺的纤维。易家祥找到实验室跟研究人员谈合作的时候，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我们愿意花上千万元的价格购买，但对方不同意。”

    “国内科研机构都想做‘一锤子买卖’，科技成果卖完就没有后续了。”在易家祥眼里，这是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原因，“企业后续缺少技术支持，很难做。”

    他随后提到了美国的《拜杜法案》，这项法案鼓励非营利性机构与企业界合作转化这些科研成果，参与研究的人员也可以分享利益。2016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曾提到过这一法案，说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

    去年那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谈判中，易家祥也曾提到“分享利益”的建议，但还是被对方拒绝。“我跑了差不多10趟，他们同意了分红，但要3成。”易家祥苦笑着说，“在美国，这个分享比例一般只有3％~5％。 ”

    易家祥负责集团孵化器的管理工作，而且身边有很多创投行业的朋友，他说自己完全能够体会到创业的火热，但也看到了火热背后潜在的不安因素。

    对于鼓励高校老师保留教职创业的做法，易家祥提出了更具体的政策设计。“商业和学术完全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在易家祥看来，这种声音在政府鼓励创业的背景下，显得不那么主流。但他相信，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到北京“不是来汇报成绩的，而是来履行职责的”。

    《中国青年报》2017.3.14 文/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