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长期采访科技界的人和事，让记者对青年科研群体的生存现状深有感悟。某种程度上，武双成了典型代表——他们有激情，有抱负，想干事，但有些阻碍性因素已超越了他们的个人能力。

    既要压重担子促进青年人成长，又要释放压力科学引导其成才，这个尺度能把握，但不好把握，从制定政策到贯彻执行，需要国家政策、地方对策和单位设计的多重努力。正因为好政策遭遇到落地难问题，使得记者采访这个选题心里多了一份紧迫感。

    十年前，也是在全国两会上，记者采访多位代表委员写成《关注科研“小人物”：他们期待走进“春天里”》文章。这里面的“小人物”便是青年人。当时记者想突出的重点是：成长关键在于环境；有心人总能干成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袁亚湘院士的大力呼吁又一次将青年科研人的成长问题推到人们面前。之所以是“又一次”，是因为连续几年，他都在为年轻科技人员的成长和科技评价制度的改善奔走呼吁。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从制度“设计者”到科研“过来人”，大家都在不同场合发声、发力、设计、推动……

    但显然，好政策距离落实好，还有差距。

    首先，各地对政策的理解有偏差，甚至出现了“用力过猛”的情况，比如将定量改革理解为“推倒重来”，甚至走了极端。从“唯论文”走向“否定论文”便是典型表现。

    其次，缺乏定力，执行力差。理解了国家政策之后，如何将之不折不扣地落地，这需要单位主要领导的担当、智慧、魄力。比如对待偏才、怪才、天才，对待难以短期出成果、出文章的课题，如何尊重规律，特殊对待；在改革面对阻力时，如何化险为夷，哪怕是曲折前行？

    再次，缺乏战略思维，追求“短平快”。培养年轻科研人是一项战略课题，需要长期投入，短时间内难见产出，但没有积累，便没有收获。用外部引才简单地代替内部培养，并不能解决长久问题。一方面，引入外部人才可以与内部培养结合，形成互补和良性竞争；另一方面，片面地追求引才，忽略内部培养，甚至挤压年轻科研人的成长空间，争抢有限的科研资源，最终会造成“引进女婿气走儿子”的后果。

    最后，克服惰性、惯性和畏难情绪，以“啃硬骨头”的精神推动深度改革，把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没有一项政策可以“包治百病，见效百年”。就如同当初，正是看到了同行评价中“小圈子”的存在，国内高校引入了SCI评价，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效果不错，但到了后期却走了形。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破除惯性思维和畏难情绪，不断用深度改革化解改革中出现的难题。

    基尼系数是劳动经济学家研究收入差异的指标之一。《自然》杂志在2016年的一项薪资调查显示：3600个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为科研放弃了更高的薪资；接近20%的受调查者称，他们不会建议学生从事科研的道路。

    这一调查揭示出一个残酷的事实：贫富分化（资源多寡）正在入侵科研界，顶尖学者在拥有帽子、票子、房子的同时，多数底层科研人员却陷入缺课题、缺资金、缺荣誉的境地，这可能会逼迫有才华的年轻人离开科研界。

    正因为此，继续深化改革更有必要，也很紧迫。

    改革，永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