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本报记者 张盖伦 策 划：刘 莉

    学校应该加强对教师应对学术诚信问题的培训，比如详细解释学校的学术诚信政策，教会教师如何收集作弊证据、在申诉会上如何举证等。对那些很好地处理了学生作弊行为的教师，学校应该给予表扬。

    李晴清晰地记得抓住学生宋进作弊时的情景。

    最后一门期末考试结束，宋进交卷，准备离开。李晴站在教室后排监考，发现了他一个微小的动作——宋进用手指拿着口罩，擦拭了桌面。

    她和另外一位监考老师一起，走到宋进的考试课桌前，桌上还有残留的字迹。那位老师确认，这是刚才这门考试科目的相关内容。李晴留存了证据。她又调出了监控录像——教室内的摄像头也完整拍下了宋进考试前一小时在桌面上抄小抄的过程。

    李晴整理了所有材料，提交给了学校医学部教务部门。这是一所位于北京的著名高校。

    她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只是，在她亲手开启举报程序后，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跟她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为举报学生作弊，李晴押上了时间、精力，甚至是人身安全。她拿出“我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勇气，去维护心中的“信仰”。世界分对错，她要一个公道。即使，这个公道于她个人，并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

    在几个月的拉锯后，一切终于告一段落。学生受到了处分，李晴的生活也暂时回归平静。

    但李晴总感觉还没有结束。“为了这个事，就算他要跟我打十年官司，我也奉陪到底。”

    “抓”住那个作弊的学生

    李晴在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工作。该医院也是北京某著名高校医学部的临床教学医院。从2019年起，李晴开始在医院教育处工作，成为这些本科学生在医院的临时班主任。

    2020年2月，李晴迎来新的一批该校医学部2017级某专业学生。她喜欢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认真、刻苦，有追求也有想法。

    但在考试现场抓到该校学生宋进作弊，李晴并不意外。在她印象中，这不是宋进第一次考试出状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直到2020年8月底，学生在医院的考试季才拉开序幕。考试季开始后不久，李晴就接到了两次学生发来的有关宋进考试作弊的举报。

    再后来，李晴目睹了一次宋进有疑点的行为。

    那是倒数第二门期末考试。开考后约半小时，宋进要求上厕所，过了十多分钟后回到座位。“回座后，他写试卷的速度明显加快。”李晴觉得不对劲，进入男厕查看。她发现厕所蹲位内的挂钩上，有一个黑色书包。

    李晴打开了它。里面的资料显示，这个书包是宋进的。

    她向学校教务部门反映。对方告诉她，她没有亲眼看到宋进在厕所内翻看资料，如果要指控学生作弊，证据还不足。

    李晴表示理解。学校对类似事件的处理经验比她更丰富，确认学生作弊，证据必须完备。

    考试季中，李晴常能看到学生在教室里通宵熬夜。如果真有学生作弊，对其他辛苦复习的同学来说，太不公平。

    学生们的最后一门期末考试是在2020年10月。在那次考试中，李晴发现了宋进作弊，也成功保存并递交了证据。

    根据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许多高校考试工作与学生纪律管理规定，考试作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学生受到的惩罚，视情节轻重，可以从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到开除学籍不等。评优评奖和保送研究生，也会一并受到影响。

    在李晴的生活圈中，对她的举证行为给予明确支持的，满打满算，只有3个人——她的丈夫、她所在医院的一位领导，还有她大学时非常信赖的一位老师。

    其他人并非反对，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去惹麻烦。算了吧，何必为了这件事得罪人？

    李晴后来以第一人称写下过这段经历。那篇文章下，有人评论道：道义上我支持你，但现实中，我会远离这些事。

    李晴知道，很多时候，人更愿意隔岸观火，不想引火烧身，更不想冲出去，当一个靶子。

    李晴只是在履行一个班主任、一名监考老师的职责，举报学生作弊是她的权利，也是她的义务。但是，一旦举报了，压力就接踵而来。

    她说，她维护的是一些看起来虚无缥缈但是至关重要的东西。那是她的信仰，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有那些年轻的高校学生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如果老师总是嘴上跟学生讲着要守规矩，分对错，行动上却往后缩，还有什么说服力？那会让我看起来像个懦夫。”而且，“这所学校不一样”。李晴再三强调，在中国的标杆性学府内，风气必须被肃清。也正因为这是名校，她相信，事情会得到公正地解决。

    根据宋进所在学校的规定，院系在收到学生违纪作弊材料后，对学生考试违纪作弊等违背学术诚信的情况进行查证核实，告知学生拟作出处分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学生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

    宋进在收到处分通知书后，写了申辩材料。李晴也看到了。整整12页材料，语气冷静而恳切。“应该出自专业律师之手。”

    申辩材料指出，李晴的动机有问题，处理此事时违反了流程。她靠着欺诈手段不正当地获取了证据，并刻意向校方隐瞒实情……

    这是李晴第一次直面一名学生的反击。言辞犀利的申辩书，矛头也直指她的人品道德。读着这份材料，李晴哭了。“我突然就开始掉眼泪，我特别特别害怕。”

    那时，从医院同事到学校的老师再到家人，都在叮嘱李晴，你要注意安全。

    他们担心学生会采取极端手段打击报复。

    2021年1月22日，李晴去往学校，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宋进的申诉会。

    此前，李晴将所有的证据全部传送给相关部门做了一次备份，并又撰写了数千字的事实陈述材料，签上自己的名字，发给另一位同事。意思是，如果发生了我不能到场的情况，你要替我念出来。

    “要是怕得罪这个，怕失去那个，你当然不敢往前走一步。我想过了，我好像都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李晴说，“比起忐忑，我更无法接受坐视不管引起的良心不安。”

    申诉会上，校方只是再次确认了一些证据，李晴担心的“反转”并没有发生。校方之后驳回了宋进的申诉，维持了对宋进的作弊处罚决定。

    走出申诉会现场时已经是中午，距离她举报也已经过了几个月。李晴如释重负，又有了想落泪的冲动。那是一种感动与释然交织的复杂情绪。

    李晴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学生还可以上诉，申辩，这是他的权利。但是，就算这事要一直拖下去，一直牵扯她的精力，她也不怕。“这是我2020年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她感叹。

    老师抓作弊，压力大，怕报复

    确实，举证学生作弊，并不容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王林、李奇曾对监考老师做过一次访谈。老师坦言，举证学生作弊的处理手续特别繁琐，心理压力大。而且，如果没有保留好证据，就得和学生扯皮，甚至打官司。“作弊证据不足，处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和“害怕学生报复与指控”是教师忽略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

    一些调查研究，或许可以为高校学生作弊行为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在多个实证研究中。担心不及格和为了评优评奖，是大学生自诉的作弊主要动机。研究也同样发现，大学生的学习目标取向功利，部分大学生对考试作弊的容忍度过于宽容。

    2017年在上海进行的一项涉及1400余人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学生认同期末考试中存在作弊现象；对于作弊，大部分人是态度上明确反对，但行为上多不作为。2016年，武汉大学博士生赵癸萍选择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包括职业院校）的1100余名学生作了一次问卷调查，超过一半的学生认同周围有作弊现象。2009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展的本科生学术道德调查表明，12.9%的学生承认自己在考试中有作弊行为。

    作为一名老师，李晴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品质，而非成绩。但是，她也能深刻感到名校学生对成绩的重视。“很多人对学习成绩的认知是扭曲的。他们也许不爱学习，但就是要考高分。”因为考试而焦虑、抑郁，因为成绩而疲于奔命，在大学特别是名校，这一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毕竟，成绩和评优评奖、出国保研等学生个体前途紧密挂钩。

    也可以找找作弊的外部因素。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郭婷婷的硕士学位论文显示，近三成的被调查学生认为，作弊原因是学校的诚信教育力度不够；也有近四成的学生认为，监考老师疏于监管，没有履行应尽岗位的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段伟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学生太过追求绩点，从学生到家长，往往都是从功利角度而非对错性质来考虑问题。而且，教师制止学生违规行为的动力也不足。段伟文分析，老师有科研任务，还要靠学生评分，学生也可以举报老师。因此，很难指望所有老师都愿意去跟学术不端或者抄袭、剽窃、作弊等行为做斗争。“这就是现实。确实普遍的心态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段伟文说。

    抓作弊是“技术活”，教师需要得到指导。王林、李奇在前文提到的研究中引用国外的经验指出，学校应该加强对教师应对学术诚信问题的培训，比如详细解释学校的学术诚信政策，教会教师如何收集作弊证据、在申诉会上如何举证等。对那些很好地处理了学生作弊行为的教师，学校应该给予表扬——这是对他们为维护学风和学术诚信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的肯定。

    诚信教育，一个文化问题

    其实，高校对学生的纪律管理都有详尽的规章制度。段伟文说，只是，由于担心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有时高校和老师也会“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对类似作弊这样的不诚信行为，除了事后惩罚，也要加强事前教育。

    但是，加强诚信教育，则是一个更为复杂和系统化的课题。

    它不仅有关课程如何设置，纪律如何要求，它更有关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对研究的态度，有关实事求是的科研诚信文化的建设。学生需要在一个良好的、重视诚信的文化中得到熏陶。如果他们看到的就是马虎敷衍，感到的就是急功近利，学生也很难自觉绷紧诚信这根弦。

    段伟文说，真正的问题，不是高校对诚信强调得不够，而是诚信文化的根基太过薄弱。在一些人眼里，做学问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科学精神还没有真正成为高校开展教学和研究的指南针。“一些学校和老师忙着经费、项目、帽子，盯着薪酬，就业率等面上的量化指标，但在科研诚信和科学精神方面的认知不足，对它的重要性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强调。”所以，有些大学生对诚信、对科学精神的认知，其实是模糊的，对自己的行为，也是迷茫的。

    “诚信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契约。我们建立高等学校，是期待并相信高等教育能够担当起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段伟文表示，教师要诚实地做研究，学生要诚实地学习，只有这样，他们做的事情、产出的成果，才能够为学术共同体所接受。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才能对学术共同体负责，对社会负责。学术共同体在尊重诚信的共识下，才能够继续共同地去探索科学。也就是说，用诚信的文化滋养学生，向社会输出诚信的人才，本来就是高校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这，本不是小事。

    （文中李晴、宋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