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早在2019年11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两业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组合效应，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制造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实施意见》中也对“两业融合”模式、融合路径以及融合主体作用提出明确指示。“两业融合”的关键在于发挥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优势，提升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并促进两者融合。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发展步入快车道，这无疑为实现深层次的“两业融合”提供了绝佳历史机遇。

    对“两业融合”面临的挑战，要有更全面深刻认识

    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我国“两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短板，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探索“两业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实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当前，要进一步实现更深层次的“两业融合”，需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要解决我国“两业融合”人才紧缺难题。

    “两业融合”发展涉及管理、技术、服务等多重领域，我国在应用型、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的相关专业、学科设置方面需要紧跟融合发展趋势，形成适应性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我国90%的数字人才分布在产品研发领域，先进制造、数字营销领域的人才仍显不足，这会导致复合型人才与技术型人才流失的情况出现。此外，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异构设备连接能力、数据采集及跨平台集成能力仍需提高，来进一步加强“两业融合”的数字基础环境建设。

    二是增强“两业融合”关键技术研发能力，提高融合主体交叉渗透能力。

    “两业融合”发挥乘数效应离不开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我们需在感知控制、先进材料和工业互联网等重点先进制造领域以及关键工序环节的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减少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的外部依赖性，让中国制造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同时实现服务型制造能力的开发与培育。在实践中，我国服务型制造当前大多局限于产品延伸的设备安装、操作、监测和数字化维护等方面，相比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服务解决方案尚有很大提升空间。需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研发设计、金融分析等服务领域的发展，让其对先进制造提供专业化支撑。

    三是要提高对“两业融合”的整体认识，建立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机制来适应融合发展需求。

    “两业融合”并非简单的服务功能嫁接，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企业战略、商业模式、组织及运营体系等全要素的优化与调整。若企业对“两业融合”的整体性认知不足，管理模式与管理机制仍沿袭工业时代的主导范式，就会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制造轻服务、重规模轻质量、重批量化生产轻个性化定制的观念，这种观念所带来的柔性化的战略部署、僵化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碎片化将让企业难以适应融合发展，无法集成多元化的知识资源来实现服务价值增值，严重影响了“两业融合”的实效性。

    四是优化“两业融合”市场环境建设，并形成配套性公共服务体系。

    当前，在“两业融合”市场环境建设方面，部分重点领域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电信、物流运输等行业开放度仍不够，导致关键资源流通不畅，极大限制了服务经济向实体经济的渗透。配套性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我国关于“两业融合”与服务型制造尚未形成权威性的认定、评价标准体系。大多省份仍然缺乏相关配套服务政策的引导，建议相关部门为“两业融合”发展贡献具有前瞻性的保障措施和试点示范。

    进一步改革创新，探索“两业融合”新业态

    当前，面对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需求，建议进一步改革创新、扩大开放、优化环境，支持、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探索“两业融合”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聚焦融合支撑要素供给，激活“两业融合”内生动力。

    健全不同层次服务型制造人才的分类评价标准。鼓励各地相关机构搭建人才服务平台，根据自身融合发展需要优化人才发展战略，从职业发展、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等多个层面制定对接需求的优惠政策。对于人才流失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允许以市场为导向，由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及专业培训机构部署定向培养策略，通过围绕服务型制造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增加职业教育课程，优化服务型制造人才培养模式。此外，加强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龙头企业争创国家级双跨平台，建设国家级智能制造工厂，由地方政府设置专项基金，引导和贯彻《工业互联网APP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年）》《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促进网络平台能力建设的提升与智能制造能力的开放共享，激活“两业融合”主体的内生动力。

    二是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强化“两业融合”能力基础。

    关键技术的攻关是实现高质量“两业融合”的“推进器”。国家相关科技部门可引导企业关注“两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与技术短板，依托企业的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创新提供“两业融合”增值服务。鼓励企业围绕关键技术建设“产学研用”技术研发平台，围绕IC装备、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和区块链等重点技术，开展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推动关键领域基础材料、部件、设备、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对积极承担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开展共性技术研发的个人或单位，从项目立项、资源利用、建设经费和课题经费等方面提升政策扶持力度；鼓励行业领军企业牵头，加快制订关键技术标准、行业应用标准及服务型制造评价标准等，提速“两业融合”的标准体系建设，逐步强化产业融合的能力基础。

    三是发挥服务创新战略引领作用，探索“两业融合”实施路径。

    由服务型制造联盟、行业协会等产业与行业组织机构牵头定期邀请海内外专家围绕“两业融合”、服务型制造等主题举办高峰论坛，通过召开跨界研讨会和专题咨询讲座帮助企业家梳理“两业融合”的重点与难点，明晰服务创新路径。加大对制造、服务企业的流程创新、组织架构调整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联合有经验的咨询机构或提供系统服务方案的先行企业，结合自身信息化水平推动业务流程的协同化设计；通过集中培训不断培养员工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意识，针对员工所处的不同工作情境制定数字化激励机制，构建服务型生态组织架构；综合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优化交互体验，增强服务定制能力，围绕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设计共享收益机制，整合产业链优质资源，打造绿色供应链网络，确定最优服务型制造商业模式组合，从而构筑“两业融合”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四是构建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创新“两业融合”生态环境。

    建立一体化融合发展新生态，国家层面应继续加强“两业融合”的顶层设计，各地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两业融合”、服务型制造的宣传力度，逐步消除两业在土地、税收、金融服务和产业发展等要素配置方面的政策差异。健全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此外，鼓励各地产业联盟与行业协会共同搭建“两业融合”咨询服务平台，对于积极探索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企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速服务型制造产业集聚区建设。同时，鼓励“两业融合”先行企业将成熟的经验模式向同行业同类企业复制推广，并针对企业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实况建立转型监测评价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的新型产业联盟，通过多点发力促进“两业融合”生态环境的培育。

    （作者单位：孙新波，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钱雨，沈阳市企业管理哲学与数字生态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