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4月02日 星期四
变“智治”为“善治”是“新基建”的重要使命
胡一峰

    近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新闻屡见报端。上海市嘉定区新型城域物联专网运营中心与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日前正式互动协同运行,通过广泛分布的城市神经元感知器件快速感知社会事件,支持政府实现精细化治理。与桥梁、公路、铁路等“老基建”相比,“新基建”致力于信息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一个建立在数据驱动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和发展的新阶段已经来临。

    在这个阶段,技术将更加深入地融入社会发展和治理格局,并在其中发挥愈发关键的作用。广泛分布于城市方方面面的社会治理类传感设备,可以快速把社会事件转化为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比如,安装在井盖上的传感器,可以有效监测井盖下的流量,如果出现异常,将自动向管理部门报警。再如,人工智能运用于交通管理,使用大数据分析调整交通灯的长度,可以提高交通效率。社会运行的高度数据化,改变着治理的逻辑,使之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智治”特征。

    应该说,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时刻离不开治理。而社会治理的根本,说到底在于给人们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提高治理水平、追求“善治”,既是社会进步的内容和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技术的变革为社会治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铺设了底层逻辑,也为“善治”的实现提供了条件。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其实也是衡量“新基建”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尺。高铁的轨道不论多么四通八达,也无法赢得马车夫的青睐。而再平坦的高速公路,如果没有司机驾驶着车辆在上面奔驰,也无益于社会生产生活。

    同样,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唯有建立在“善治”上的发展,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从“智治”走向“善治”,可谓“新基建”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这一切的实现,有赖于社会成员对数据化社会的积极适应。人是社会发展的尺度,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新基建”不仅要提升社会各领域的数据化程度,而且应提升社会管理者的治理能力,以及数据处理机制的科学化水平,增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利用效率,避免技术失控和信息浪费。“善治”在本质上又是共治。社会发展实践已经表明,只有把共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共享。

    今天,社会基础设施和运行活动正在高度数据化。从一个国家的人口、物产到每个公民的衣食住行,都被纳入到数字网络之中。这就要求人们逐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原理或许并非所有社会成员均能理解和掌握,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自觉学习并积极参与改善数字社会的运行规则,顺畅有序地表达自己的信息需求,合法维护个人权益,合理规避风险。

    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基建”不但会应用于促进产业发展,还可能会向新型政务、智慧医疗、城市管理、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开拓自己的领地。而更长远地看,正如铁轨把我们带进了工业文明,“新基建”也是新文明的奠基工程。作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我国的社会生活无比复杂,数据资源也无比丰富,提升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挖掘和汇聚社会发展进程的海量数据,不但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而且将推动中华文明在数字时代实现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走向新的文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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