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凤

    出土于陕西兴平市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头顶两只角，昂首伫立，呆萌无比。这座西汉时期的犀尊，原型是苏门答腊犀。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滕漱清、徐驰与丹麦奥胡斯大学炎斯·克赖斯天·斯文宁教授等合作的最新研究发现，包括苏门答腊犀在内的亚洲象、犀牛、虎、亚洲黑熊和棕熊等大型哺乳动物，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随着人口增长、农业集约化和汉文化扩展，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基本灭绝。其中，北宋后期，亚洲象已经从湖南、江西消失。唐朝末年，犀牛已经从四川消失。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文化演进是大型哺乳动物区域性灭绝的主要因素

    从距今5.4亿年的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以来，地球生物数量猛增。但由于地球环境不断变化，从距今4.4亿年的奥陶纪末期到距今6500万年的白垩纪末期，地球已经发生了五次生物大灭绝。在将近4亿年的时间里，每隔6200万年，地球就会经历一次生物大灭绝。

    “当前，在人类活动的主导影响下，全球生物多样性发生急剧变化，大量证据表明人类已经引发了第六次全球生物大灭绝。”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徐驰认为，人类活动已经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尚存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的新地质时代。

    此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气候变化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主导因素。但在此次研究中，论文第一作者、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滕漱清认为，以亚洲象来看，其分布格局的变迁与年均温度动态并没有太多关联。

    他说，过去2000年来，亚洲象持续向南退缩，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上的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相比现在更温暖湿润，适宜亚洲象、亚洲犀等喜暖的动物生存。后来由于气候变化，这些地区变冷，无法再为这些动物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于是这些动物开始南迁。另一种解释是，我国社会发展经历了从北到南的转移，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消耗和挤压了这些动物的生存空间。

    “但是，过去2000年年均气温变化并没有一直下降，而是起伏波动。现在华北平原的平均气温，只比2000年前约高了0.5摄氏度，因此气候变化并不能有力地解释亚洲象的退却。”滕漱清说，团队通过分析2000多年内15个省各200至1500个县市的历史文献，梳理亚洲象、亚洲犀、虎、亚洲黑熊和棕熊的时空分布数据，对比气候变化与人口增长、农业集约化和汉文化扩展这3个代表文化演进的指标，发现文化演进是大型哺乳动物区域性灭绝的主要因素，其重要性远高于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或提前至农业社会

    亚洲象、亚洲犀、虎、亚洲黑熊和棕熊等大型哺乳动物都曾广泛分布于中国境内，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中，象、犀、虎、熊的形象都曾被镌刻在甲骨上。

    那么，人类社会发展究竟如何导致物种的灭绝？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气候变化与人口增长、农业集约化和汉文化扩展在生物多样性丧失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滕漱清介绍，公元2年西汉时，全国人口6000万，人们大多生活在华北平原。西汉时期亚洲象、亚洲犀、虎、亚洲黑熊和棕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华南、华北平原等地区（研究区不涉及云南、贵州）广泛分布。

    到了公元752年的唐朝时期，全国人口达7800万，经历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之后，传统中原政权逐渐取代四川盆地的当地政权，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人流开始向四川盆地、江南地区转移，“原本广泛分布在四川盆地的大象和犀牛，晚唐时在当地的历史文献里消失，同时也消失于江苏南部的文献里。”滕漱清说，1102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1亿，人们开始向山区开发，亚洲象还常常走进农田，文献中经常会记载亚洲象与当地人发生的冲突。但到了北宋后期，亚洲象在湖南、江西的县志记载中消失。

    到了清朝末期的1880年，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所有的山区几乎完成开发，农业集约化程度变高，人类活动强度更加剧烈。

    “随着玉米和土豆的传入，农业土地开发进一步向偏远山区扩展，亚洲象、亚洲犀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少数尚未大规模开发的山区。清末时，大象仅在广东、福建的交界处有零星记载；湘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文献中不再有黑熊，它们仅出现在一些山区；华北平原的文献记录里不再有老虎；犀牛也在很多平原地区消失。”滕漱清说。

    徐驰介绍，传统观点认为，人类对区域乃至全球生物圈的主导力始于工业革命后，但此次研究显示，这一时间被提前至农业社会，当前生物多样性的危机本质上主要由文化演进驱动。“研究结果有助于从社会文化过程的角度理解生物多样性时空格局。这对于理解文化演进在生物多样性危机中的作用，对于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