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5月24日 星期五
印刷术西传与东来中的文明互鉴

科学史话

胡一峰

    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发展进步,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结论。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那些科技成果,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成果,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般认为,印刷术7世纪便已在中国出现,到宋代臻于完善,也是在这一时期,印刷术开始向各地流传,不但传到了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还越过边疆,经由丝绸之路向更西的国度和地区传播。

    印刷史研究还表明,虽然毕昇11世纪便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印刷术的主流仍是雕版印刷。据沈括记载:“(宋)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纸。”在毕昇之前,也有印工试制木活字,但由于木材性质等原因,没有被广泛使用。

    13世纪末,安徽一名县官王祯制成了相对完善的木活字。15世纪后半期,铜活字、锡活字的出现虽然改进了印刷术,但都昙花一现。直到19世纪初,中国主流的印刷技术依然是雕版而不是活字。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一方面,中国文字的结构特性以及文人对书法的审美需求,使雕版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需求,容易得到作者和读者的青睐;另一方面,雕刻书版不但可以长期保存,制作成本也相对较低,印书者从经营角度也自然倾向于使用雕版。

    如果没有外来印刷术的冲击,或许中国本土的印刷术也会进一步演变。但历史不容假设,真切影响中国印刷史的是晚清来华的传教士。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出于宗教宣传的需要,已经在广州、澳门及东南亚等地尝试印刷中文的各种方式。在此,必须提到1827年从英国去马六甲传教的台约尔。在这位葬在澳门的传教士的墓碑上,至今还可以读到他的名言:“任何使我无法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极其沮丧。”台约尔掌握了一些汉语后,就尝试对汉语的结构进行分析,最终制造出了一批中文活字。虽然他耗费十年心血铸造的汉字只有1500多个,但这些西式活字为中国印刷术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东南亚作为对华传教基地的地位弱化了。1843年6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收拾起行囊,带着印刷机具和工匠,离开巴达维亚,经香港来到上海,赫赫有名的墨海书馆的历史由此肇始。王韬在他的《漫游随录》中这样描绘这一机构:“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就这样,西式活字在中国进入了实用阶段,也引起了迫切需要学习西方长技的中国人的注意,有些官员和士绅购买活字与印刷机并开始使用。渐渐地,西式活字印刷奠定了在华传播的基础。

    随着传统的木刻印刷被取代,中国的图书文化在生产、传播、利用和保存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到戊戌时期,知识分子对信息传播的渴求更加强烈,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言的欲望也进一步被激发,西式中文活字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到了十九世纪末,西式活字明显取代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

    印刷术的工艺性很强,它的改进经常是受实践的需要由工匠完成的,其演变和传播过程或许不如“硬核”科技那样具有明确的节点和标志性事件。不过,正因为它是一种“接地气”的科技文明,在世俗文化的形成和普及中具有重要作用,反而更清晰地让人看到文明的双向交流是如此鲜明地改变着世界。

    如果我们考察某一项具体技术的流传,或者只在较短时段内观察文明交流时,或会将其看作一种单向传播,但如果转化为历史长时段的视角,就会发现单向传播的假想要么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要么是文化偏执症患者的心理定式。印刷术是一个例子,但并非个例。我们人人都会乘坐的火车,是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新事物。1881年,中国才制造了有史以来第一辆火车,据说被命名为“中国火箭号”。但现在,中国不但成了铁路大国,中国高铁还成功进军海外市场,铺设到了世界各地,交通文明的这一发展历程不是再次提供了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互哺共进”的生动例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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