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1月17日 星期四
惊天的事业 沉默的人生
——追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院士

    本报记者 陈 瑜

    那个习惯紧锁眉头思考问题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1月16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因病辞世,享年93岁。

    “55年前,我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后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接触到他,从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记者,非宁静无以致远,是于敏生前特别喜欢的格言,也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我安慰了。”生前于敏曾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为国家需要转身

    1961年1月,于敏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在杜祥琬看来,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这次转身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于敏的名字“隐形”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在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中,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3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在此之前的1966年12月28日进行的氢弹原理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1/25。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要好几年才能缓过劲来。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于敏对此颇多感触。

    “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

    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科技日报北京1月16日电)  

京ICP备0600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