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碎玉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在中国报刊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用新闻史家方汉奇先生的话来说，这家报纸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除了受到较多关注的新闻和时评外，《大公报》的副刊注重介绍专门性知识，办得也是丰富多彩，在传播新知、抨击时弊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医学周刊》是《大公报》各类副刊中科学精神较强的一种。它的撰稿人主要来自于以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和年轻老师为主体的医学社团——丙寅医学社，作为当时国内少有的受过严格医学教育的专门人才，他们利用《医学周刊》这个宣传阵地发表了一大批文章，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有的医学院校甚至将这些文章作为大学医科教育的教材使用。

    我国公共卫生学的先驱者陈志潜昔日就是丙寅医学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回忆录中曾记录了与体育教育家袁敦礼的一番谈话。袁敦礼提示陈志潜，应该注重对民众卫生习惯的培养，因为这是不需要政府更多支持就可以实行的。不得不说，在那个战乱频仍、政令不一的年代，袁敦礼的建议确为务实之举。于是，陈志潜把《医学周刊》最首要的工作设定为开展医学科普和卫生教育，“帮助人民群众理解什么是现代医学”。

    在当时的中国，西医入传虽已近百年，但在民众的常识世界，现代医学的基本观念和常识还远没有扎下根基。以尸体解剖而言，早在1913年北洋政府就已颁布过《尸体解剖规则》，次年还公布了施行细则。但据医学家李振翩回忆，二十年代他在湖南的湘雅医学院学习时，当地农民仍把医学院的尸体解剖视为“杀人”，还引起了暴力冲突。即便到了1930年，协和医院有一位住院患者宋明惠死亡后，医院对其进行了病理解剖，结果还是引发了一场诉讼纠纷。更要命的是，当时有的媒体不但不澄清事实真相、稳定人心，反而推波助澜、搅动舆情。《京报》报道此事的新闻标题是“宋明惠尸身被协和医院解剖之惨状”，真可谓触目惊心，像极了今天某些不负责任的网媒标题党，而平津两地卖报小贩叫卖报纸的“广告语”更是惊悚，竟然是“看协和医院大切八块的新闻”。对此，《医学周刊》专门刊发了文章，依据《尸体解剖规则》进行分析，指明“解剖（以后应称之为身后检验）岂止于是医学上常事，它乃是医学进步史上最重要的一条干路。医者对于生理的及病理的状态若没有明确的认识，医学就绝不能进步。”进而号召“新闻界岂但是应当消极的不使民众有反科学的思想，却应当积极的使民众都来奖励科学。”显然，在《医学周刊》看来，新闻媒体不仅应拒绝刊登伪科学或反科学的内容，而且要做科普宣传的急先锋。

    也正是在这方面，《医学周刊》为后人作出了榜样，书写了科普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1930年，《北平日报》《北平实报》和天津的《益世报》都刊登了一则北平西城某女子学校三姊妹到外国医院（实指协和）“卖血”的新闻。作者除了以煽情的笔法绘声绘色地报道“新闻”外，还煞有介事地说到，外国医院收买人血，本来一瓦特价格为大洋一毛，而“姊妹血球清洁，每血一瓦特，愿出资一毛二分，以示优待”，三姊妹轮流卖血五个月，最后昏倒于地、不省人事。但是，《医学周刊》经过认真查证，却发现此乃子虚乌有的“假新闻”。于是，专门撰文辟谣，并配发了《输血术简说》一文，全面介绍输血的科学知识。实际上，这种破立结合的辟谣方式，利用驳斥谣言的契机宣传科学知识，也很值得今天的科普宣传借鉴。

    此外，《医学周刊》还向盛行一时的“秘制药”广告猛烈开火。所谓“秘制”大多是卖药者的噱头。《医学周刊》的两位作者贾魁和杨济时曾对当时国内报纸上“秘制药”的广告篇幅作了统计，发现此类广告竟然占了全报广告篇幅的一半，而且同一份杂志有时候还自己“打架”。比如，《妇女杂志》的“医事顾问”栏目每一期都警告读者切勿购买市面上的秘制药，但它的广告版充满了诱骗性的秘制药广告，“由清导丸以至于生发水。那不值一钱，含有硫酸铁和糖的红色补丸，更是每次要占一个整页的广告”。不但《妇女杂志》如此，“此类自相矛盾的实例，俯拾即是”。究其原因，无非是有偿广告和卖版面。因此，《医学周刊》发出呼吁，“新闻界应明察秘制药之害，为救国救民计当拒绝一切未经注册之秘制药广告，抱宁肯牺牲一部分之利益而不愿为放蛇纵虎之暴行”。反观今日，各种虚虚实实的保健品和药品广告也成了一大公害。重新翻阅《医学周刊》那些早已发黄变脆的纸张，一些知识或许早已更新换代，但周刊同仁戮力科普、传播科学精神的努力仍然熠熠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