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

    “科学就是力量”印在教科书上，弗朗西斯·培根成了科学崛起的代言人。但美国人德博拉·哈克尼斯在《珍宝宫：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与科学革命》一书中回眸400多年前的科学，指出：培根不理解那时蓬勃兴起的科学实践，他描述的科学圣殿乃是文人的一厢情愿。

    培根理想中的科学，是有闲、有钱、喜爱思索自然的绅士的一种实践。但这个定义不适用于《珍宝宫》书中那些伦敦科学爱好者，传达不出他们想要利用自然实现富有成效、有利可图的目标的意思。

    “科学”一词出现在16世纪的英语，本是一个统称，涵盖了对自然某个具体方面较小的兴趣，葡萄栽培、炼丹术、采矿和数学都是科学。伊丽莎白时代，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搞科学（而不是文人们所谓的自然哲学），伊丽莎白曾颁发专利证给“火炉制造科学”和“眼睛制造科学”。

    伦敦的科学，是市民的社交，不是知识分子和贵妇的沙龙。它更重视观察；人们交流实验，而不是交流理论；大家容许争论作为一种常态。那时还没有“科学家”，只有术士、匠人、外科医生、药剂师、钟表匠……

    《珍宝宫》提出，在1600年，伦敦而非大学才是科学活动（后来那些活动才被标做科学）的中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忙于争鸣古典文献，伦敦居民却忙着制造精巧的机械、试验新机器和探索自然奥妙。

    400年前的伦敦，是100多个教堂和数十个贸易组织的集合，是一锅纷纷扰扰的大杂烩。以教堂为活动中心，文化人渴求新鲜的书籍。学生们购买国内外医学和植物学著作，以及科学仪器。市场繁荣，使得阅读、书写和计算技能广泛传播。并非所有伦敦人都读书，但大家都有机会交外国朋友，听到天下奇闻，见识海外新商品。戏剧繁荣，莎士比亚的同行不少。

    培根在《新大西岛》中虚拟了一个“所罗门宫”：所有科学研究归于一个等级机构，一个圣贤来领导。哈克尼斯说：其实所罗门宫已存在于伦敦城，所有科学门类都有人摸索，只是培根瞧不上伦敦人的庸俗和大众化。因为伦敦人研究自然往往跟有利可图的生意混在一起。

    无论文人是否瞧得起“小市民”，伦敦科学的繁荣与市民意识难分难解：首先，伦敦人乐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次，他们知道城里能找到每一行的专家，专业协助不难获取；另外，他们乐于合作，各种公益事业都不缺人。一句话，在伦敦，各种偏才都可得到尊重与机会。穷困的移民，不知来历的医生，巷子里的烧炉匠，有绝活儿就有精彩的生活。

    不像哥白尼和开普勒，伦敦科学人不爱推导新公式，建构新的宇宙体系。伦敦科学革命的基础有三：组建了学术圈，有解决争议的规则；重视数学、技术和工具的获得；人们动手探索自然，积累经验。

    因此，当波义耳这样的人寻找充气泵实验的助手时候，才能知道向谁打听、问些什么。《珍宝宫》指出：“每一位看似孤立的现代早期科学伟人身边，都围绕着一大群由工人、助理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伟大群众’。本书会帮助大家理解这些‘伟大群众’的来历，阐述他们是如何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的。”《珍宝宫》描述的伦敦生机勃勃。培根描述的理想科学殿堂与之相比不免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