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看台

    高考已经结束，考生和家长正焦急地等待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已经41年了。随着高考毛入学率的提升，上大学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在恢复高考前，1966年到1976年期间的中学毕业生没这么幸运。他们最期盼的，是在自己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获得一个读大学的机会。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求学的经历，对如今的学子有着重要的启示。

    抓住机遇，把“奢侈的想法”变成现实

    那是一个特殊年代，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继续读书。

    “听到恢复高考，我有一种太想相信又不敢相信的心理。估计我们老三届的人，都能体会这种感受。尽管高考那年，我都30岁了。但当时的激动，难以忘却。”自1966年高中毕业，11年后终于等来国家恢复高考的“老三届”、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陈政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相比陈政清，中国科学院院士谭蔚泓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1977年，他17岁。幸运地参加了国家复考后的首届高考，成为了第一批大学生，也是大学班级里最小的学生之一。“上大学是非常奢侈的想法。”谭蔚泓如此形容。

    “回想起那场冬日的考试，的确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像一扇曾经久久关闭的知识大门，突然一天轰然开启，让我们这批求知欲渴、试图改变命运的青年人蜂拥而入……”谭蔚泓说。

    保持求知欲，想方设法“求读书”

    谭蔚泓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教师家庭，这让他在各种“运动”折腾的年代，仍受到了较好的教育熏陶。从小，他对读书，特别是理科学习，就保持着浓郁的求知欲。

    不过，好景不长。读完高中后，他成为了一名知青。那时候的他，和陈政清一样，也不知道大学之门何时能再开启，但他也从没想过放弃。

    不管在农村当知青时，生活多艰苦，干活多累，一有空闲，他就坐下来读各种各样有趣的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在他眼里，求知是如此的诱惑。“知青的这段经历，我充满感激。在这个时期，我学会了不畏艰难，吃苦耐劳。那以后的人生，遇到任何困难我都能咬牙坚持，迎难而上。”谭蔚泓回忆中满是感慨。

    “辍学”11年的时间里，陈政清从没耽误过自己。当知青的第3年，他被“提拔”成中学教师。这让他“趁机”自学完成了大学高等数学等课程。高考前，他一边当高考补习班教师，一边自己复习。一个多月后，30岁“高龄”的他，和学生一起走进考场。

    陈政清记得当时数学考试的最后一道附加题，是颇有难度的高等数学题，基本没人能答出。自学过高等数学的陈政清，顺利做了出来。成绩公布后，他成了岳阳地区的数学状元。

    谭蔚泓也如愿考上了大学。第一志愿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第二志愿湖南师范学院（后改名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最终的录取结果是每个志愿各取一半，他成为了湖南师范学院化学系学生。

    扎实基础，笨鸟先飞亦能成才

    那个年代，获得大学“准入证”的学子，最懂得“时不我待”这四个字的含义。一纸录取书背后的心理“走势图”，也最难被现在的孩子体会。

    谭蔚泓记忆里，大家都很珍惜学习时光。为了能坐前面课桌听课，同学们每天都很早起床去教室“占坐位”。那个年代的学生，英语基础都很薄弱，谭蔚泓也没有任何优势。为了学英语，他找了个“笨鸟先飞”的法子：背英语词典。背一页、撕一页。每天强迫自己必须学会十个新单词。走路、吃饭、睡觉，像钻研“武功秘籍”般，走火入魔的默默念诵。那时候，学校每晚10点熄灯，他还要去宿舍外路灯下，站着看几小时书。

    大学四年的努力，为谭蔚泓后来的继续深造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他成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在生物分析化学和分子医学领域基础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果，也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在年轻人读书条件好，更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并时刻更新自己的梦想，对实现梦想要有信心和努力。”回顾过往，谭蔚泓感触颇深，“不管做什么，勤奋努力、专心致志，是最重要的品质。这样，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勤奋、努力、坚韧……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成为了国家后来建设发展的顶梁柱。和那一年代的大学生比，现在的大学“准入证”的获取容易了很多。如果每个学生都有着老前辈们“时不我待”的精神，努力奋斗，创新型国家将离我们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