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操秀英

    “这个文件非常非常重要。”对于新近出台的《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连用两个“非常”来强调其意义和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我国应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以下简称“大科学计划”），随后，这一决策被写进《“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此次出台的《方案》则为这一战略任务描绘了具体路线图。

    为何此时出台《方案》，强调“牵头”有何深意？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国际大科学计划可催生重要原创成果

    “我们身在国外的科学家听到《方案》出台的消息都备受鼓舞。”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天文系教授、粒子物理—天体物理—宇宙学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千人讲席教授韩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国际大科学计划是人类开拓知识前沿、探索未知世界和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创新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韩涛说，《方案》的出台说明中国已充分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是是否进入发达国家的标志”。

    “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需求。”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讲席教授赵立平这样认为。

    王贻芳认同这一观点。“中国的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必须通过大科学计划这个平台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拾差补缺，得到认可。”他认为，这是让中国整体科技实力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手段。 

    众所周知，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实现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为目标，是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领域的全方位拓展，对于推动世界科技创新与进步起到支撑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一支高素质队伍，攻克关键工程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起到促进作用。”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吴岳良分析。

    吴岳良举了个例子。“万维网就是因欧洲核子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需要交流而诞生的。” 

    另外，王贻芳认为，目前国内不少大科学工程的产出及效果有待加强，国际竞争力仍不够，通过国际合作，可以改进国内大科学工程在评审、考核方面的一些方法。

    现在是牵头组织大科学计划的最好时机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都有了较好储备，在大科学计划的管理方面也有一定基础。”吴岳良认为。

    吴岳良分析，大科学计划的周期都较长，“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酝酿，引力波探测实验也经过40年的发展，所以我们此时提出要牵头大科学计划，是放眼未来的举措，也与新时代的发展目标相契合。”

    “中国已经有了牵头组织实施大科学计划的基础。近年来我们的科研经费大幅增长，让实施100亿量级的大科学计划有了可能；有很多领军人物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带动一批高水平团队，‘青年千人’等计划吸引了大批青年科学家回国。”韩涛补充道。

    王贻芳则坚信，目前是中国开始牵头组织大科学计划的最好时机。“如果早20年，我们实力不够，再晚的话就会错失机遇。”

    “以我为主”是自信也是责任

    为何要强调牵头？王贻芳说，大科学计划要集全球力量来解决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任何有能力的国家都有责任来做这件事”。

    “牵头是要以我为主，而参与只是跟班，如果你一直是以一个二流或三流成员的身份来参与的话，怎么能成为科学中心、科技强国？”王贻芳说。     

    “从资金占比来看，承担费用多的国家，自然能优先选择大科学计划中最核心的科研项目，也就率先掌握了其中最关键的成果和技术。”王贻芳说，率先提出并牵头组织大科学计划，可以在学术竞争中占据先机，产出的成果也将是真正的原始创新。

    早在2015年，赵立平就与美国、德国的微生物学家一道，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启动“国际微生物组计划”。他认为，如果中国能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微生物组计划”，将会给中国科技界一次大整合、大创新的难得机遇，导致健康管理与慢性病的防控等领域出现革命性变化，并带来巨大市场机遇。（科技日报北京4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