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八年前我到长沙出差，专门去了一趟岳麓山的左家垅，拜谒了近代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墓地。1935年12月，丁文江受铁道部委托，到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此行还有一项秘密任务，是受教育部委托在长沙为清华大学选择新校址，因为考虑到当时的中日关系形势，清华感觉有必要在长沙建一个后备校园。不料丁文江在谭家山煤矿考察时中了煤气，1936年1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建议安葬于清华新校址的左家垅，“清华校内有一科学先驱之坟，可以引起青年人之景仰，而增加其科学研究之兴趣”。

    清华这块新校址，便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所在地。由于战事急转直下，学校开学不到半年便辗转迁到昆明，随即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歌中有一句“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的日子。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不断回望那段艰难岁月中的办学历程，并充满敬意呢？一句话：心忧国运，弦歌不辍。

    且不说迁滇队伍中的一支徒步68天、行程3000余里，风餐露宿、多少甘苦；也不说敌机经常来袭，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就看看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眼中的西南联大——那时他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重庆）的馆长，曾几次到昆明考察，目睹了西南联大的科研状况。

    生物制片中的染料苏木精难以买到，便从当地产的一种桔黄色木头中提取类似染料。显微镜载片买不到，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用当地产的云母片。

    李约瑟还提到西南联大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课题，有赵忠尧、张文裕、吴大猷、马仕俊、马大猷、王竹溪、黄子卿、华罗庚等。战时的困难条件显然影响了科研工作，比如化学研究因为缺乏试剂而严重受阻，植物分类学家吴韫珍因医疗设备简陋，43岁便在困苦中去世。此外，由于通货膨胀，师生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43年，李约瑟写道，科学工作者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那年物理学家吴大猷买了两头小猪，准备年底卖掉以补贴家用。

    当时西南联大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部分有理论化倾向，因为这样能减少因实验器材缺乏的困扰。但就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整体研究看，多是为战时所需，急国家、地方之急而开展，这还不包括清华大学直接支援抗战创办的5个特种研究所。

    再说学生方面。著名的联大“三剑客”——物理系的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已成不朽传奇。那时他们都在联大读研究生，并同时在距学校3公里的昆华中学兼职。杨振宁后来回忆，他们经常无休止地讨论物理问题，有一次三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逐句查阅海森堡的一本书以解决争论。李政道凭一封介绍信求见吴大猷也是一段佳话，当时李在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读一年级，因为日寇逼近，浙大停办，他辗转到联大见了吴大猷。吴大猷见他求知心切，给他读物和习题，他都能很快完成；又从李政道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发现他思维敏捷、异于常人。1946年，吴大猷推荐他赴美深造，旋即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破格录取，那时李不过是联大二年级的学生。李、杨二人后来回忆联大求学岁月，常怀感激与知遇之心。

    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但业绩彪炳史册，仅1999年中央授予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联大校友就占了8位。杨振宁回忆同为联大校友的邓稼先，说如果有人拍摄邓稼先的传记电影，他建议背景音乐用五四时期的一首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巍巍昆仑，亚洲之东/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便是西南联大精神最真切的写照吧。